今日方药剂量不能全然崇古之思考

近年，上海的柯雪帆教授研究得出：汉代一两为今 15.625g 的古今度量衡折算数值，有待公允。在教科书、药典尚未认可上述折算数值的情况下，轻易倡之，应该是不合法典的，这是常理。少数医家学验博硕，临证中反复用汉量，甚或超汉量地使用某些药物，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也是在一个方面表现出中医药界“实践出真知”“学术争鸣”的活泼氛围。暂且不论方剂的剂量大与小孰为良。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可略知古、今剂量差别原因之一二。

第一，古今人们的体质、体能是不同的。

看一下博物馆展出的冷兵器都重在几十斤。今天的人们有几个能玩得起来，可是我们的先祖们，却能手持兵器，策马扬鞭奋战沙场。可以想象得出他们人高马大，体硕力壮，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比拟的。古今人们的生活环境、饮食水平、卫生条件等差别也是巨大的。可想而知，亦就形成了古、今人们在体质、体能诸方面的巨大差别。

我们知道，人类的进化是由低俗向高雅不断进行的。由于劳动、生活等环境的不断改善，人们的体型、体能亦从粗壮、耐劳不断进化为纤美、安逸。不言而喻，人们的耐疲劳、耐治疗、耐药等程度也在不断地下降（从近几十年疾病谱的变化，可见一斑）。

第二，古今药材的品质、修治、炮制等方面不尽相同。

古时药材多为天然野生的，其有效成分含量亦较高。近代的药材大多人工栽培，由于生长的土壤、环境、年限满足不了药材的生长需要（更有“拔苗助长”的情形），其有效成分含量相对下降。但是由于环境污染、人工施肥、农药除虫等不利因素的增加，其非药效的负面成分却上升，这是不争的事实。看一下蔬菜，大棚种植、露天栽培、天然野生三种不同生长条件所产生的同一种蔬菜。我们用简单的“口尝”办法就可得知其大不相同，何况再经先进的理化检测，那就更明白了。

汉代的修治工具简陋，常以“㕮咀”（用嘴嚼）办法将药材破碎。而我们今天则按一定的规制切成饮片。以这样的修治差别，对于等量的药物用相同的煎煮法及时间，其滤出的有效成分应该是有区别的。

中药的炮制，在汉代以前是粗简的（从㕮咀法就可见一斑），大多生用其药。唐宋以后则逐渐形成较规范的炮制工艺。药物按不同功用采取不同的炮制，与生用的药物的功效是有区别的。

第三，古今药物的煎服法亦不尽相同。

汉代一剂中药水煎一次（当然，煎煮时间及要求亦因治疗目的不同而要求不同），即滤出药液，分为日三服或日再服甚或顿服等不同服法。而我们今天的煎服法，是一剂中药水煎两次（虽然第二次的滤出液较前次逊色，但也有一定量的有效成分），混合其两次滤出液，分为日三服或日再服。不容否认，古、今不同的煎服法，所得到的药效亦不尽相同。

通过一定的温度、时间才可能充分滤出药物有效成分。药物剂量与水量，煎煮器皿及其容量等关联的问题与药效的滤出率，同样是存在一定关系的，也是应考虑在内的因素。

那么可以这样认为：同剂量的方剂，采用古今不同的煎煮法，所得到的有效成分是不相同的。进一步假设：汉量折半的㕮咀等法的药物，煎煮一次，比对现代等量药物，煎煮两次，所滤其的有效成分，可否认为折半的剂量再折半呢？回答如果尚可，这个折算数值有望接近于常规量的上限甚或为浮动的经验量。

以上诸如此类的可比及不可比的因素，基本可以看作古、今方剂的剂量相差悬殊的不容忽视的因素。如此看来，教科书、药典所规定的方剂药物剂量，作为常规量使用是较适宜的。临证中，依据病证变化做一些经验量的浮动调整，应看作因证制宜，既符合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性，又体现其灵活性。

至于回归汉量或超汉量发挥式地处方用药，不宜倡之。抛除药物剂量过大的风险不论，仅因药物剂量的提高就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当然，特殊的必用的病证需大剂量的，另当别论。

本文摘自《轩园医耘录》，作者：赵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