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伤寒,先读这几个故事
中医界人士常说:“一家有一家《伤寒》,一人有一人仲景。”说明对仲景与《伤寒论》的理解没有定论,也反映出仲景的原意难以捉摸,一直处于被误读之中。
我一开始学习经方就看到这两句话,也一直在琢磨其中的含义。后来经过多年的阅读与思考,慢慢地体悟到这两句话中的奥秘。原来它在叙说着一个重要的道理:“人的观念会无形地束缚着人的观察与阅读。”
阅读《伤寒论》原文,最有意思
阅读原文虽然艰苦辛劳,但可以了解到张仲景本人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可以窥视到张仲景本人临证时思维活动的蛛丝马迹,这比仅仅见到已经整理好的结论,不知道有意思多少倍,有用多少倍。因为用这些已经整理好的结论来说明临床现象,往往没有触及到临床现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汤本求真就深有体会地说:“研究《伤寒论》者,能自幼而壮而老,造次颠沛,登堂入室,犹如身在当时,亲受训诲,自然而然术精技熟,遇病处方操纵自如。”他对《伤寒论》的阅读体会可谓入细入微,告诉我们无经验基础的阅读与有经验基础的阅读之间,临床经验不足的阅读与临床经验日臻丰富的阅读之间存在着巨大区别。他体会到医生如果自幼而壮而老地研究《伤寒论》,不仅有益于我们的过去及今天,而且还影响到我们明天将可能如何发展。众所周知,可能性总是高于现实性。
用仲景的眼光去读
陆士谔提出要以仲景的眼光去读《伤寒论》,要以仲景的立场去运用《伤寒论》。这是一种非常有创意的观点,比阿尔杜塞在《保卫马克思》中提出的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观点要早几十年。陆士谔的提法使人们找到了阅读《伤寒论》的钥匙。
陆士谔是民国时期上海的四大名医之一,他精于医,负文名,著有《医学指南》《加评温病条辨》《国医新话》《士谔医话》《医学指南》等10余种医书,《清史》《剑侠》等百余种小说,如此多产,可谓著作等身了。陆士谔32岁(清宣统二年、1910年)时写下了其代表作《新中国》,书中预言2010年“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东举行,为了方便市民前往参观,在上海滩建成了浦东大铁桥和越江隧道,还造了地铁。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看病就像是看书
看病就像看书,同一本书对于每一个读者,其阅读后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就像鲁迅说的,对同一本《红楼梦》,“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不同医学观点的中医生,面对同一个病人的症状与体征,他们四诊所得的材料会是一样的吗?没有经过“方证辨证”基本训练的医生,是有眼不识方证的,就像没有经过X光培训的医生去看X光片子一样,是无法看出什么答案的。医生看病也不例外,总是观念先行。同一个病人的相同症状、体征、脉象、舌象、腹证,不同医学观点的医生将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人们的判断系统是在某种思想观念指导下工作的,观念错了,纵然无数毋容置疑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也会对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孰视无睹的。
陆鸿元教授是原龙华医院院长徐仲才的弟子,他介绍说,徐仲才的父亲徐小圃曾是上海地区的温病派儿科名医,徐仲才的哥哥徐伯远儿时患伤寒重症,时当夏季,徐小圃先生自为其诊治,其儿却几濒于危。亲友建议请祝味菊先生会诊一决。初,徐小圃先生以为,祝先生人称“祝附子”,治此患热病小儿,必用温热药,则无疑抱薪救火,未同意。但患儿病愈危,将奄奄一息,亲友又竭力敦促。徐小圃虽然对祝味菊先生未抱什么希望,但也未再固辞。果然,祝味菊先生诊毕处方第一味主药即为附子。徐先生意此患儿再无生望,便闭门入寝,以待不幸消息报来。祝先生则亲自煎药、灌药,观察病情,一夜未闭目。至拂晓,患儿已大为好转,徐先生在家人敲门报信时,跃然而起,急问:“何时不行的?”既知情,始知并非如己之所料。后来患儿完全康复,徐先生摘下自己“儿科名医”的招牌,登祝先生门执弟子礼,祝先生又惊又敬,自是不允,只答应相互取长补短,待徐先生令郎成长后学医必厥尽绵薄,誓不负徐先生厚望。由此,徐先生也由主清凉变为主温热而名著于时。几年后,徐小圃就完全转变成了善用温热剂的经方家,其二子后也都承袭了此医风。
这个病案告诉我们,将中医学中许许多多的医学概念视为决定性条件是不可靠的,虽是名医也会犯错。临床上方证、药证朴素无华,虽初学者也能把握。如果在没有治病之前,满脑子已经装好一大堆固有的观念,如五运六气、季节时病、高热是温病等,病人的具体症状经过他的层层成见的过滤,就完全变了样。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一尘迷目,万物为之变色。”
观念,可以蒙蔽真实病情
观念(观点、立场),这个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从小接受知识,也接受观念,两者比起来,观念、观点、立场,更能捉住人的头脑。中医临床上,观念之惑极大,它会凌驾一切,遮蔽了医生对真实病情的认知。脑子里病因的观念不让医生承认眼前的客观病况,那时候的道理是:病因观念是主流、本质,客观病况是支流、表面现象。可以用病因观念否认临床病况,压倒临床病况,却不可以用临床病况否定病因观念。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以上的观点。
1943年万友生初学医时,其母发热,大概是肠伤寒。万友生请一名医诊治,诊断为湿温,给她服用清热化湿的方药,病势日趋严重,神衰力疲,少气懒言,不思饮食,舌上白苔久久不化,一日脉数每分钟达l20次。万友生提出用人参,但名医说:“湿温病无补法。”仅在原方中减去苦寒药。第2天身热忽退,而四肢厥冷,蜷卧欲寐,少阴危象毕露,名医这才用四逆汤加人参救急,万母不及服药而亡,万友生抱恨终天。这个病案告诉我们,将病因视为决定性条件是不可靠的,虽名医也会犯错,临床上方证、药证朴素无华,即使是初学者也能把握。万友生的老师就这样被“湿温”观念压住、蒙住、吓住,丧失了原创性和求真意志,不敢承认或不能洞悉太阴、少阴病的临床事实。
方证辨证,其实不容易
方证辨证,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没有经过“方证辨证”基本训练的医生,是有眼不识方证的。这种现象,古人用了好多成语来形容它,如“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孰视无睹”等。如果站在“方证辨证”这一立场上,可能一个初学者就能做到药到病除。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恽铁樵(1878—1935)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因勤奋好学,专长文学,尤精英语,曾任湖南某校教授,后返上海,任浦东中学教师,业余翻译西洋小说,如《豆蔻花》《黑衣娘》等,被传诵一时,后经张菊生先生介绍,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为《小说月报》主编。鲁迅先生的第一篇文章《怀旧》即为恽氏所赏识,刊于《小说月报》4卷l号的卷首,并加上按语:“此文可以为药。”真是一双慧眼。恽铁樵除攻读经书外,兼习医经,对医学有一定基础。在长沙时,3个儿子死于伤寒,另一爱子慧度亦得伤寒症。请来的名医虽熟读《伤寒论》,但不敢开伤寒方,以致爱子之伤寒越来越重,屡失愈病之机。视其方药,仍是历次用过的山栀、豆豉、豆卷、桑叶、菊花、连翘、银花、杏仁、象贝等味,服后热势依然,喘益加剧。先生终夜不寝,绕室踌躇,苦于无临床经验。迨天微明,乃毅然曰:此病头痛、发热、身疼、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是《伤寒论》的太阳病,当以麻黄汤治之。乃援笔书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持方与夫人曰:“我三个儿子皆死于伤寒,今慧度病,医家又谢不敏,与其坐以待毙,不若含药而亡。”夫人默然。乃即配药煎服,先生仍去商务印书馆工作。及归,见爱子喘较平,肌肤有润意,乃更与药,得汗出喘平而愈。
我第一次读了这个使人惊心动魄的故事,觉得难以想象,出现了一大堆的问题。当然,当时只能是自己问自己。以恽铁樵当时的社会地位,自已也稍有医学知识,再加上他有三次丧儿之痛的经历,他所请来的中医肯定是全上海第一流的。他们的理法方药肯定比恽铁樵强,医疗经验更不好比了。恽铁樵的处方很可能是小姑娘上花轿人生第一回吧?!那为什么疗效会天差地别?答案只有一个,恽铁樵简单地运用了方证辨证,而他所请来的中医们,他们还在理法辨证中摸索着。而有人却说“方证对应只是辨证论治的初级形式”,假如坚持这种方法“就将会终生一事无成”;谁如果一意孤行宣扬这种方证辨证的中医学,“就是被掏空了灵魂的中医学,那样的中医学,将会失去存在的实际价值并会日渐消亡”。真是这样吗?我不这样认为!
伤食,不一定都用消食药
在这里要加以强调的是,我并不是一味地反对伤食病人临床使用消导化食的方药。恰恰相反,我每次遇见病人有消导化食的保和丸的方证,就毫不犹豫地给予保和丸。保和丸的方证是:口臭、厌食、嗳气酸腐、腹部胀痛拒按、便臭不畅、舌苔腐黏等。我原来居住社区的一个居委会主任的小孙女,6岁,咳嗽1年多,久治不愈。后来求诊于我。诊察所见,一派保和丸方证:口臭、厌食、腹部胀不适、便臭尿黄、舌苔黄腐等。我给予保和丸料方,3帖。第2天晚上,居委会主任来电话,焦急地说:“服药已经2天,第1天没有动静,今天连续腹泻3次,到底怎么回事?”我问:“大便臭不臭?”回答说:“臭气冲天。”我问:“咳嗽如何?”他如梦初醒,高兴地说:“已经一天没有听见她咳嗽的声音了。”我说:“不碍事,剩下的一帖药继续服用。”这个咳嗽了一年多的小女孩就这样简单地治愈了。
应用到临床,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观念摆正了,也不是就万事大吉了。认识方证辨证,并把它应用于临床,则是学习经方医学的一个试音阶段,挫折与失败在所难免。向前走了一段路,攀登上一个平台以后,许多新的更加复杂的局面就会出现在面前,需要我们花较长时间去选择、去甄别。也有很多人过不了这个关口,一生就徘徊与停滞在这个水平上。
只有善于观察、分析的人,才能把困难与压力转化为动力,辨别清楚这种新出现的迷惑是视角转换后的不适应。只要我们百折不挠地往前走,经过自己思考和研究,就会迎来新的进步。古人早就认识到学习过程中这种进退维谷的胶着状态以及一个人才智成长的艰难与缓慢,称之为“一程十发”。我们在《说文解字》的“十发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的论述中更能琢磨出它的内涵。
当然,医者的思辨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临床病状不会非白即黑,往往在黑与白之间,出现众多层次的灰色,如何判定与选择,也非易事。
本文来源《娄绍昆讲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