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传承的未来，靠师承还是靠院校？

随着中国中医科学院大学的选址确定，更多中医药大学成立或筹备成立的消息不绝于耳，院校教育是中医传承的重要载体，那么，中医传承的未来，靠师承还是靠院校？经方派为您解读。

回顾历史：新中国首批成立的4所中医药大学

自195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4所中医学院以来，中医药高等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截止2016年，全国建有高等中医药院校42所，其中独立设置的本科中医药高等院校25所，设置中医药专业的高等院校238所（如复旦大学、南方医科大学等），硕士授予权单位46个，博士授予权单位17个，中医药类专业在校生达70余万人……

而就在不到一个月之前的9月23日，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苏州）揭牌仪式暨开学典礼在原苏苑高级中学举行。共有研究生新生539名，其中160名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苏苑校区学习生活。

事实上，在1956年前成立的南京中医药大学（1954年成立）有着更长的建校历史，在那个中医药一度面临存亡立废危险境地的年代，从“中医司令”吕炳奎推动开办中医进修学校，到由崑副校长创造性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教学法解决缺少师资、教材的困境；从筹备解剖实验室、生理实验室、图书室，到师生夜晚灯火通明备课、编教材……

物资匮乏的年代却精神富有，正是在他们“无中生有”的创造性劳动中，为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奠基立业，南中医才有了“高等中医教育的摇篮”的美誉。

这里我们特别要了解的一位人物是——吕炳奎先生，出生于上海嘉定的他在年幼时饱受“热病”黑的折磨，最终在走方郎中的手中得一良方，最终药到病除，这件事在少年时期的吕炳奎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也是他日后推动开办中医院校的伏笔之一。

1929年，年仅15岁的吕炳奎敬拜嘉定名医汪志仁为师，天资聪颖的他很快就掌握了中医诊疗知识理论，并精通内外妇儿诸科。五年过后，师出名门而医术精湛的吕炳奎得到了人们的认可，诊所生意日渐兴隆，名气也不断扩大……

解放后，吕炳奎任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兼省统战部副部长时，受中央委托召开中医药界春节座谈会，听取关于组建和发展中医事业的意见。1954年担任江苏省卫生厅厅长兼党组书记期间在南京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中医院（江苏省中医院前身）和第一所中医师资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并兼任校长。

这所学校培养了200余名中医师资，其中大部分成为全国一流中医专家，如董建华、程莘农、王绵之、印会河、王玉川、杨甲三等中医名师都出自这个时期的江苏南京，因此吕炳奎自己也常说：“中医工作，起步南京”，这是他为全国中医事业发展奠定下的基础。办学同时编写了27种教材，是全国第一套系统的中医教科书。

1956年吕炳奎同志调任卫生部中医司任司长、党组成员，并在1958年主持起草了《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的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也是前文中四所中医药大学的成立背景之一——可以说，吕先生的努力，为现代中医高等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数十万的在校中医学子和数百万的中医药从业者，正是在中医药高校中开始了他们的杏林之路。

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相辅相成

在上文部分的吕先生，他的早期中医学习经历，也来自于师承，而在高等教育之外，吕炳奎还十分注重中医师承的发展：在1960年，全国大约有5万名中医徒弟，他自己也在忙碌的工作中带徒十余名，其中谭凤森、张朝和、郑伟达、张清华等都是他的学生，而孙光荣、郝万山、王文奎、王丙申等中医名家也与吕炳奎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事实上，中医师承教育的历史更长，千年的传统中医，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是以师承教育为主要模式的，当以“大学”为代表的院校教育成为主体后，师承教育在社会和院校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2018年4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医药师承教育的指导意见》，指出中医药师承教育是独具特色、符合中医药人才成长和学术传承规律的教育模式，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其基本原则是遵循规律，特色发展；注重质量，规范发展；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深化改革，创新发展。并指出，到2025年，师承教育在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师承教育指导老师队伍不断壮大，以师承教育为途径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不断丰富，基本实现师承教育常态化和制度化。

而这其中有几条，是师承教育和院校教育的主要差异：推动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深化医教协同，实行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推进中医药经典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相融合。鼓励有条件的中医药院校开设中医药师承班，逐步实现将师承教育全面覆盖中医药类专业学生。

探索师承教育制度与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制度衔接的政策机制，进一步完善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与中医专业学位衔接政策——我们知道，院校教育本身是现代教育体系的产物，师生关系明确，以论文、课题等为具体成果完成毕业等重要节点。

相比之下，师承教育更注重一种“基于共同生活的言传身教”，传统的师承教育，往往要求学生与老师同吃同住，从生活习惯和日常细节中去体会老师的学术思想和思绪点滴，这是院校教育所不具备的，也是《关于深化中医药师承教育的指导意见》中“人文教育”的体现之一。

此外，毕业后的师承教育和西医接受中医师承教育，也是院校教育暂不具备的内容——发挥师承教育在毕业后教育中的作用，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毕业后教育制度，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

试点开展以传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提升中医医师专科诊疗能力与水平为主要内容的中医医师专科规范化培训——即使有5年的本科教育和3年的研究生教育，医生的成长依旧需要更多“师傅”的传帮带，毕业后，如何找到一个相对固定的“师傅”来学习和继续深造，也是中医师面对的问题之一。

此外，国家鼓励临床医学专业人员以师承教育学习中医。规范非医药类人员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中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及其相关配套文件等有关规章准则规定执行。支持经多年实践、确有专长的中医（专长）医师，通过师承方式传承其独特技术专长。

中医（专长）医师按中医药继续教育相关规定，履行接受中医药继续教育的权利与义务——事实上这再次为两类人群提供了中医教育的正规途径：一个是尚无医师资格但有确有专长、或者有强烈学习兴趣的中医爱好者，而另一个人群则是人数庞大的西医师群体，相比之下，后者的意义或许更大——中医师在本科阶段往往受到过较为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而西医师受到的中医教育可能仅限于一本《中医学概论》——这也是相当一部分西医对中医有误解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中医传承的未来，靠师承还是靠院校？——我们认为，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基本面，院校教育主要为由高考渠道来源的青年提供系统的中医教育，而师承则更多的为具备一定临床经验者提供进修的机会，两者都是中医传承的重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