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医之道在于精医理笃实践—从苏轼和薛雪的医事得到的启发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虽创名方“圣散子”，又著有包含医学内容的《东坡杂记》，但因其医学浅尝又缺乏实践，不能称之为医家，也不能列入名医谱。温病学家薛雪，平生虽写过不少诗文，但终是医家而进不了文学家的行列。相传薛雪要与当时的文学家袁子才为密友，薛平生自认医为贱务，不如文学地位高，平生不字言医，死后其孙请袁氏为作墓志铭，冀图扬揄先祖的诗文之才。岂知受到袁的批评，指出，尔此意是继承乃祖之缺点，薛能传世是医学而非文章。事实正是如此。

医家之贵在于“精研医理，临证实战”；患家需要的是“手到病除”而不是“妙手华章”。医有理论和实践两把尺子，二者虽可有职业上的专工，但不可废一。近人张松耕为高鼓峰《增评医家心法》写的跋中道：“尝闻昔者两医相訾，一谓：‘尔读书半页，目无全牛，日诊百人，非欺世盗名而何？’。余谓两造各有所据，终乃一偏之见也。”张氏跋文之妙，在于指出理论与实践必须密切结合才具有医学和社会意义。文中所论的相讥相嫉的情况，并非臆撰，实有其人其事，有不临证而高产医案的笔墨中医，也有锡饧不辨而门庭若市的名医。此二者皆可因务虚不务实而误人。此为医家之大忌。在振兴中医之今日，即需要理论家，更需要实践家，但两者结合方有生命力。中医能在世界医林中独树一帜，并发展至今，也是因其有独特的理论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只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是治医和振兴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