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个著名的医学大师叫黄元御。30岁那年,不幸罹患眼疾,因被庸生误治,左目失明,身体差点垮掉,因此满怀愤怒,以毕生心血精研《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古圣经典,集中华经典医学之大成,开创“天人合一,一气周流”理论。

“一气周流”认为,人体内有一股无形的气在不停的周

流运转着。先天之气—元气带动脾胃之气旋转。脾气和胃气通过升降斡旋,带动肝、心、肺、肾之气左升右降,形成一个完整的如环无端的“一气周流”循环。

人体周流的这一气,升不上去会生病,降不下来也会生病。人体各个器官发生疾病,其实都是人体这团气郁结于该处,致使一气周流运转不畅而产生的。所以,中华医学讲究治病治本,就是保住元气,使一气周流在身体各器官畅通,解决人体各个器官的健康问题。

黄元御把他这一套“一气周流、升降回环、如环无端”的理论,系统的总结,著书于世,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四圣心源》。中医理论古今如一,并无二致。而自从张仲景既有,却只有黄元御一个人悟透了这个道理。利用“一气周流”理论指导中医临床,用很普通的药物,作很简单的组合,来调节人体之气得升降,就可以达到举重若轻,覆杯而愈的效果。

“一气”即“元气”,“一起周流”就是元气在人体的运转方式

“一气周流”理论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元气在人体内的运行方式,发现了元气充足、衰弱与人体各种疾病具体关系。

人体是一个精密而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正是元气按照“一气周流”的形式运转着。“一气周流”不仅是元气的运转形式,而且元气还是整个“一气周流”的原动力。元气是人体“一气周流”系统运转的发动机。

正 是由于“一气周流”理论的出现,元气才于人体发生的各个疾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使得临症辨象,辩证施治,有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并使得中医一贯倡导的“固本 培元”、“治病治本”、“治未病”的理论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黄元御在临床上的实际疗效,证明了“一气周流”理论的正确性。从此,黄元御的医术日进千里, 很快就闻名遐迩。他医治疑难杂症无数,连乾隆皇帝久病不愈,也是药到病除,因此被乾隆皇帝亲笔赐题“妙悟岐黄”。

“一气周流”是天地万物的共有规律

“一气周流”并不仅仅是人体的自身的一种规律,它是天地万物共同的运动规律。《黄帝内经》云:“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一气周流”的运行规律,无处不在,对五行之内的所有事物有相同的影响。任何一个层面,一气的任何一段淤滞,出现变化,这个系统都受到影响。这也恰恰是中老年人发病的特点。

“一气周流”这个体系,就跟密密麻麻网一样,把万事万物都给网在里面,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

所以《黄帝内经》教导我们“和之阴阳,调于四时”,就是要顺从一气周流的变化规律。我们养生治病,就不能违背“一气周流”这个规律。

中医的理论核心强调天人合一,而天地之间无非一气而已。黄元御先生在《四圣心源》中提出的“一气周流”理论体系,简洁而完美地阐释了天人合一理念的精髓,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中医大家。

黄元御先生提出的“左升右降,中气斡旋,一气周流”的理论模型,并非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模型,它是一种真实的境界,是一气周流的真实写照,是天人合一的真实描述。这种境界,心神静笃的时候,是可以直观地感受得到的。

当然,“一气周流”是有很多层次的,也就是《内经》“阴阳之中复有阴阳”的意思,然而这所有的层次,又都是相似的,完全可以概括合一,成为一个简洁统一的“一气周流”体系。开则林林总总,合则不过一气。因此“一气周流”理论,既是概括的,又是具体的,真实完美地阐述了天地间的一气“如环无端,周流不息”的运行状态。

黄元御提出的“一气周流”理论,与《内》《难》《伤寒》等经典著作一脉相承,从最本质的气的层次,来阐述天地人身之气的运行,因此它对问题的认识和分析,可谓由源到流,高屋建瓴。黄元御对中医理论的认识高度和深度,仲景而后,无出其右者。张琦在《四圣心源后序》中盛赞黄元御“长沙而后,一火薪传,非自尊也。”

黄元御在《四圣心源》中提出的“一气周流”理论,确立了经典中医理论的框架结构,树立起了中医理论的标准。中医绝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东西,凡艺或可殊途,惟医必归一致,各家中医学派殊途同归的源头,就是黄元御先生提出的“一气周流”理论体系。以此为准绳,则历代医家流派的是非优劣,一目了然。中医历代各家学说其实都是讲了“一气周流”理论的某一个方面,各有所长亦各有所偏,但都可以纳入“一气周流”的体系当中,成为“一气周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彭子益先生学习了《四圣心源》中的“一气周流”理论,并在一年二十四节气这个层次上进行具体化的阐述,提出了通俗易懂的圆运动理论。圆运动医学的源头,其实就是《四圣心源》。彭子益的圆运动理论,只是黄元御先生“一气周流”理论的一个层次,相当于“一气周流”理论的简化普及版本。正是圆运动理论的简单易懂,普及较广,才使得我们今天顺利推广黄元御先生的“一气周流”理论体系,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彭子益先生对黄氏学术的传承,功不可没。

以郑钦安先生为首的火神派,也是深谙一气周流底蕴的学派,辨证治疗直接从阴阳上下功夫。人体元阳是自身一气周流的动力和源头,火神派善于从元阳的角度来治疗疾病,可谓是擒贼擒王之术,因此见效快捷,疗效突出。但如果一味依赖温壮元阳来治病,就失去了一气周流的细致和周密,对临床问题的处理,就不如“一气周流”理论更灵活和全面。

黄元御先生的“一气周流”理论,从人体一气周流的全局出发,准确判断一气周流发生郁滞的环节,灵活采取全局性的治疗方案,往往可以四两拨千斤,以普通寻常之药,取立竿见影之效。

也有学者认为黄元御先生处处以“水寒土湿”立论,用药多偏温燥,因而认为黄氏理论过于偏颇。却不知“一气周流”理论完全符合《内经》“动则为阳,静则为阴”的道理。人体的一气始终在周流不息,一气的本质原本是一股阳气,寒则阳损,湿则气滞,水寒土湿正是一气周流郁滞为病的最主要原因。从一气周流的角度讲,升则为阳,降则为阴,阴阳不过是一气周流的方向不同而已,连阴阳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何来立论偏颇一说?黄元御的“一气周流”理论非常的圆融,合于天地之道。认为黄氏立论偏颇的学者,实际上是对阴阳的认识,还没有达到一气周流的高度。

黄氏曾立志“不能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精湛的医术获得了乾隆帝“妙悟岐黄”御赐的匾额。那是在黄氏进京不久,乾隆帝有病,太医院诸医诊疗不效,经人举荐,召黄元御前去诊治,乾隆帝先安排一宫女露手于外,假装乾隆让黄元御诊脉,想试试黄元御的真实水平,结果黄氏诊脉后曰:“龙得凤脉,无药可医,怕不久于人世。”意思是男人出现了女脉,怕是不能治了。乾隆这才佩服,知道遇见了良医,才让其诊病,黄氏给乾隆看完后曰:“万岁小恙,乃七分药毒三分病,须先进两帖解毒药,继服一帖治所病。”

也就是说本来很小的病,因为治疗不当,结果七分是药毒,三分才是病,乾隆按此治疗,病很快就好了。观当今之医士,更是如此,惟名利是图者多,追求技术精湛者又有几人?还有人掺杂着所谓的现代医学理论,把中医理论体系搞的更是面目全非了,试问这样的医生能治好啥病呢?只求他们少误些人吧! 余常读古人之书,自感吾辈不及古人,继承是当务之急的事,也是很难的事,更别说弘扬与发展了。

附(转载于网络):《四圣心源 》书名。又名《医圣心源》。10卷。清·黄元御撰于1753年。作者将黄帝、岐伯、秦越人、张仲景视为医中四圣。本书阐发《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诸书蕴义。卷一天人解;卷二六气解;卷三脉法解;卷四劳伤解;卷五至卷七杂病解;卷八七窍解;卷九疮疡解;卷十妇人解。是一部包括中医基本理论和部分临床医学的综合性著作。

他的学术思想源于“四圣”,对脏府病理、生理的认识,重视脾胃中气的升降合宜。他指出:“人与天地相参也。阴阳肇基,爰有祖气,祖气者,人之太极也。”“祖气之内,含抱阴阳,阴阳之间,是谓中气。中者,土也,土分戊己,中气左旋,则为己土,中气右转,则为戊土。戊土为胃,已土为脾。”“土者,四维之中气也。脾以阴土而含阳气,故脾阳左升,则化肝木,胃以阳土而胎阴气,故胃阴右降,则化肺金。金降于北,凉气化寒,是谓肾水,木升于南,温气化热,是谓心火。肺肝心肾,四象攸分,实则脾胃之左右升降而变化者也。”他认为人体之气,肝左升而肺右降,中气为升降之枢轴。肝气郁结之源,在于脾之不升;肺气上逆之因,源于胃气不降。脏气的升降功能都取决于中气,因此,主张“中气之治”。

  “百病之作,率由土湿”,“太阴性湿,阳明性燥,燥湿调停,在乎中气”。他认为湿、寒是诸多病证发病和病机的重要因素,因此治疗方面着眼于“中土”,制方常以泄水补火,扶阳抑阴为大法。他指出:“四维之病,悉因于中气。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升降金木之轴,道家谓之黄婆。”“胃主降浊,脾主升清,湿则中气不运,升降反作,清阳下陷,浊阴上逆,人之衰老病死,莫不由此。以故,医家之药,首在中气。中气在二土之交,土生于火而火死于水,火盛则土燥,水盛则土湿。泻水补火,扶阳抑阴,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却病延年之法,莫妙于此矣。” 如金鼎汤(甘草2钱,茯苓3钱,半夏3钱,桂枝3钱,芍药3钱,龙骨2钱,牡蛎3钱,煎大半杯,温服。)治“惊悸之证,土湿胃逆,相火不藏,应用茯苓去湿,半夏降胃,桂枝达肝,芍药敛胆,龙骨、牡蛎藏精聚神,以蛰阳根。阳降根深,则魂谧神安,惊悸不作矣。其上热者,倍芍药以清胆火。下寒者,加附子以温肾水。”黄元御曰:“若木郁不能疏泄,宜加桂枝,以达木气。”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医案·胁下疼兼胃口疼》)则称:“桂枝之妙用,不但为升肝要药,实又为降胃要药。”

“中气之治,崇阳补火,则宜参、姜,培土泻水,则宜甘、苓。其有心火上炎,慌悸烦乱,则加黄连、白芍以清心。肾水下寒,遗泄滑溏,则加附子、川椒以温肾。肝血左郁,凝涩不行,则加桂枝、丹皮以舒肝。肺气右滞,痞闷不通,则加陈皮、杏仁以理肺。”

下气汤,载黄元御所撰之《四圣心源·卷四》。原方为甘草6克、半夏9克、茯苓9克、杏仁9克,(泡,去皮尖)、贝母6克,(去心)、五味子6克、芍药6克、橘皮6克,治气滞在胸肠右胁者,麻瑞亭去敛肺止咳之五味、贝母,加润血疏肝之首乌、丹皮,化裁方为:云茯苓9克、粉甘草6克、炒杭芍12克、粉丹皮9克、制首乌20克、广橘红9克、炒杏仁9克、法半夏9克,变功专清降肺胃原方,为既能右降肺胃,又能左升肝脾的升清降浊之剂.以之作为主方,随证灵活加减,而治绝大部分内伤杂病。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治病必求于本。内饬杂证,多属脏腑气机紊乱,升降反作,故治疗以调理脏腑气机为第一要务。

气机调顺,复其升降之常,虚者兼之以补,实者兼之以泄,则重者可差,轻则可愈。为此,麻瑞亭调理气机之“下气汤”为治疗内伤杂病之主方。为医者若能妙悟一“调”字,针药无误,虽不能尽愈诸疾,也当能愈过半矣。

云苓健脾渗湿.治在脾而助其升。半夏和胃降逆,治在胃而助其降。甘草和中,治在脾胃.助其升降。三味和合而调理后天脾胃,助其气血生化之源,以扶正抑邪。杭芍、丹皮、首乌,入血分,疏肝升陷,兼以平胆。橘红、杏仁,入气分,清肺理气,化痰降逆。八味和合而共奏健脾疏肝、清降肺胃、调和上下之功,则胃降而善纳,脾升而善磨,肝升而血不郁,肺降而气不滞,心肾因之交泰,诸脏腑紊乱之气机,因而复其升降之常,病可向愈也。

药虽平淡无奇,然握中央而驭四旁,复升降而交水火,所以用治内伤杂病,切病机而效可观。所以然者,内伤杂病,多系多脏腑功能之失调,脾胃功能失调尤著者。病机为中气不健,肝胆郁滞,肺胃上逆,脾肾下陷,而导致脾胃不和,肝胆不调.上显标之虚热.下显本之湿寒。此方和中调郁,渗脾湿而不伤肝阴,滋肝阴而不助脾湿,降浊阴而去其上壅,升清阳而理其下陷,自可收脾升而肝肾随之亦升,胃降而心肺随之亦降之功。使紊乱之脏腑气机,复其左升右降之常,胃善纳而脾善磨,肝不郁而肺不滞,气血渐旺,诸症自可向愈也。

黄元御曰:人有无妄之疾,医乏不死之方。下气汤灵活加减变化.虽能愈诸多内伤杂病,然非万病之灵丹妙药,诸病皆能用之,而效若桴鼓。以病症之轻重有别,治疗之难易不同.即使辨证无误,针药无差。重危者,亦非轻易能愈.绝证者,难免倾亡,以下气汤治之亦然。然麻瑞亭六十余年的医疗实践证明.以下气汤治某些危重疾患.疗效较为理想.用治某些不治之症,亦可减轻患者之病痛,延缓其踏入冥途之时日,因之,下气汤虽不能尽愈诸疾,然仍不失为治疗内伤杂病之良方也。再者,麻瑞亭也并非以下气汤而治百病者。当用则用,不当用则另用他方,以脉症为转移,此即善用与好用之别也。

建中之名方,小建中汤也.补中之名方,补中益气汤也。医圣仲景、先贤东垣,以之建立中气补益中气,效若桴鼓。由此可见圣贤医术精湛之一斑,制方严谨精萃之奥蕴.所以千余年来.医者习用之,以之治其所主之疾,活人无计。此乃方剂之生命力取决于其愈疾也。麻瑞亭善用之下气汤,可谓是一则调中方剂。调中与建中、补中有所不同。调中者.是在调理中气的基础中,兼及四维.而使诸脏腑因邪之所凑而导致的升降紊乱,复其升降之常,则正气因之充旺,自能祛邪外出而病愈。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之虚,虚在脏腑功能紊乱失序,气血生化匮乏.无力祛邪。攘外必先安内,内安方能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以御外侮。以之论病,安内即复其脏腑功能,俾使气血化生,祛邪外出而病愈。犹后勤供应之优劣,乃战争胜负之先决条件之一也,下气汤可谓安内之良资,其加减化裁之药味,可谓攘外之精兵,粮足兵精,焉有不胜之理?!此非欲比美于圣贤,意在明建中、补中、调中之别,下气汤制方愈疾之机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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