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炳南(1899~1984),回族,祖籍山东德州,生于河北宛平。家境贫寒,只念过六年私塾,十四岁学徒,行医六十五载。曾任北京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一生勤奋好学,诲人不倦,为中医学发扬光大作出了贡献。

我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今年八十三岁,经历过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行医生涯一甲子。可以说,人间的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备历;人生道路的酸、辣、苦、甜、咸五味俱尝。但是我新的生命却是从解放后开始的。我不能忘本,没有党、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没有我赵炳南的今天。

老妈妈大全

我学名德明,改称炳南是以后的事了。听老人讲,祖父是饭馆掌灶的,很早故去。父亲很小便独立谋生。我家有兄弟姐妹五人,全凭父亲给人帮工做糕点,母亲零碎做点外活勉为生计。

我自幼身体羸弱,经常生病。记得五岁那年,我出天花,高烧昏迷,好几天睁不开跟。疹子出全,可谓漫无行蚁,体无完肤。那时,家里根本无钱就医,只听别人说:“别瞧这么厉害,要是出得顺,七浆、八落,九回头。”在万般无奈之时,只好请一墙之隔的老邻居王二大妈诊视。

提起王二大妈,本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她老人家虽不识文墨,但粗晓医理,多知多会,大家尊称她“老妈妈大全”。我的病经王二大妈指点,慈母上街买些化毒丹之类的小药,服后很快好转,落下一身小疤,出街门,乡亲看见,都叫我“麻孩”。

六岁那年,我闹一场红白痢疾,每天拉肚子,一病就是一年。家里穷得连手纸也买不起,只好把破旧衣服撕成片当手纸,使脏了,用小灰水洗完晾干,以后再用。还是老大妈出了个偏方,用无花果加蜜蒸熟,每天服数枚,才把我的病治好。

七岁那年,我患了场疟疾,一闹也是接近一年,家乡泊岸边有块长条石,发烧时,我就躺到条石上冰身子,发冷了,就去晒太阳。不少人出偏方没治好。家母央求王二大妈说:“您别瞧着孩子受罪了,干脆死马当活马治吧。”王大妈说;“有个单方试试看,好了就好,不好就了。”她找了块绿豆大小的信石(红信石加工制品为砒霜),布包砸碎,开白水送服。服药后,我觉得全身发热,如同登云驾雾,恍惚之中,彷佛有个天梯,爬呀爬呀,一不留神,撒手摔下来,吓得出身冷汗,病也就逐渐好了。

三年的大病,使我失去了启蒙就读的大好时光,但也培养了我对中医中药的浓厚兴趣。记得以后念私塾,老师常讲:“人生一世,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我想:凭我家的条件,哪还希望当什么良相、良医呢?要是能像王二大妈那样,骑个毛驴,拎个包袱,能给人瞧病,也就知足了。放了学,别的孩子走东串西,我就喜欢到王二大妈那儿去玩。看她熬膏药、配方子,给她打下手,听她谈天说地讲故事。有时,老人家外出采药,遇到爬坡上坎的地方,我就爬上去帮助采集。

在和王大妈接触中,耳濡目染,我也学到了一点极为简单的验方小药,如马蛇子(蜥蜴)焙干压面能治“羊角风”,鱼骨盆外敷能止血等。

记得八、九岁时,正遇少数民族办红白事,杀鸡宰鸭,热闹非凡。本家外甥金荣奔走相告,不留神,摔倒在石头角上,头上撞个大口子,流血不止。旁人用点细灰尘土用手堵住,我听王二大妈讲,鱼骨盆止血好,我找点药给他敷上,很快好了。

回想起我多病的童年生活,毋庸置疑,王二大妈以她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渴望学医的强烈愿望。

后来,我学徒期满,业已行医,治好了一位盲人患者,他出于感激,问了我的生辰八字。只见他掐了掐手指头,叹息地说:“好刚强的八字啊,就是五行缺火,改个名子还可以补救。”常言道:“南方丙丁火”。赵炳南的名子就这样叫开了。其实,我幼年多病,哪里是什么五行缺火,是旧中国给我们穷苦人带来的贫困和饥饿啊。

皮球的风波

要是讲学历,不怕您见笑,我既非书香门弟,也无家学真传,只间断地念过六年私塾。八岁那年,我才开始上学,因为不是官办的学堂,经费、校址和师资都没有保障,就读之处不是庙宇,就是清真寺,老师常因经费不足辞去不干,或另被富豪家聘教专馆。六年之中,我就辗转投师六处,饱尝了辍学之苦。

我懂得单凭家庭接济,根本无力供我完学。所以每在放学之余,常帮人捎带买东西,挣上一、二个铜板,零星添置点笔墨纸砚。有一次,好容易攒足了十三个铜板,看见别人家的孩子有皮球,心里很羡慕,就一个人到城里洋货店买个小皮球拍着玩。第二天,家母看见皮球,问我是哪来的,没等我说清了原委,家母急切地说:“咱们家哪能玩这个,你也不瞧瞧,鞋袜还都破着呢!”回到家,母亲把皮球刷洗干净,用净纸包好,带我进城。到了洋货店,家母向掌柜先生连连道歉,说我不懂事,错买了皮球,恳请退换。掌柜先生拿起皮球,看看完整无损,勉强同意换了双鞋面,由母亲给我做双新鞋。

这段往事常常勾起我童年生活的辛酸回忆,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看看现在的学生,一个个生龙活虎,无忧无虑,他们生活上甜如蜜,学习上有人教,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简直是手捧金饭碗,生活在天堂,而我那时过得是什么日子啊。

小沙弥子

十四岁那年,我经人介绍到伯贤氏药房学徒。一次偶然机会,德善医室的老师丁庆三出诊到药房歇脚,顺便谈起正在他那儿学徒的陈某,想到其舅父伯贤氏开办的药房学徒。于是二人商议互换徒弟,我就换到德善医室,投师丁庆三,开始了新的学徒生活。

提起德善医室,上岁数的“老北京”可能有些印象。我的老师丁庆三,起初开羊肉铺。遇有病家买肉,常常施舍肉铺自制的膏药。膏药很灵,患疮疡疖肿者,一贴就好。常言道:“此地无朱砂,红土为贵”。一传十,十传百,病人越来越多,以后干脆弃商从医,又收了几个徒弟,开设医室,给人治病。

我学徒那会儿,中医外科的水平低,人数少,只占中医人数的百分之一、二。谈不上用麻药、止痛药,更没有抗菌素。有了病,吃点中药,贴点膏药,再就是上白降丹。痛厉害了,让病人到大烟馆抽上一、二口大烟。当时有:“外科不用读书,只要心狠就成”和“会打白降红升(丹),吃遍南北二京”之说。

在这种环境下学徒,哪有老师耐心地手把手教呢?记得有一次我看《濒湖脉学》上讲:“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厌厌聂聂。”对“厌厌聂聂”四个字,我百思不解其惑。请教师兄,也只是说“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学徒生活照例十分艰苦。每天早晨四点多起床,下门板、生火、收拾铺盖、倒便器、买东西、做饭、熬膏药、打丹、帮下手……不仅伺候老师,还要照顾师兄。无冬历夏,一年到头,每天都要干二十个小时,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

有一次,我摊膏药,一面用棍子搅,一面打瞌睡。突然,一只手插进了滚烫的膏药锅里,顿时,手上的皮被烫掉一层,疼得我钻心,又不敢让人知道,只好偷偷拿些冰片撒在上面。由于我年龄小,手脚麻俐又勤快,师兄都叫我“小沙弥子”,即小和尚。

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磨灭我强烈的求知欲望。每当夜深人静,大家熟睡之时,我就挑灯夜读,疲乏了,用冰片蘸水点一下眼角,醒醒神,又接着念。学习所用的文具纸张,家里根本无钱购买。医室对面纸店家有个小徒弟和我相熟,常取出店内残缺不能售出的纸、笔二人分用。

在这种饥寒困苦的环境下,我自学完《医宗金鉴·外科心法》、《外科名隐集》、《外科准绳》、《疡医大全》、《濒湖脉学》、《本草纲目》等医籍,有的还能背诵,至今不忘。对于一些中医皮外科基本功,如熬膏药、摊膏药、搓药捻,上药面打丹等,也都掌握得很娴熟。这些,对我以后的行医生涯颇有受益。

设馆行医

一九二0年,北洋政府举办中医考试,我虽然考取了,但所发的是“医士”执照,只能在四郊行医,不准进城。过了几年,又经过一次考试,二百多人参加,只取十三名,我是其中之一,才准许在德善医室门口挂了个行医的牌子。旧社会,作为一个中医,不管你有多高技术,多大名气,也只能是个医士。就连蜚声遐迩的四大名医也绝无例外。直到现在,我还深存着这张用汉满两族文字书写,加盖官印的老执照,作为旧社会歧视中医的一个铁证。

就在我学徒的第四个年头,老师不幸病故,我又和诸师侄支撑门面,并继续苦读了三年。经过几年的钻研,我总算偷学了一些医疗技术,也为德善医室效尽了徒弟之劳。

一次,河南省伪省长的女儿患鼠疮(淋巴结核),我出诊一周。师侄满以为这趟美差一定可捞到一大笔出诊费。谁知这个伪省长一毛不拔,回来两手空空。师侄怀疑我独吞了出诊费,不问青红皂白,第二天派人送了封信,硬是把我辞退,由他们独家经营。当时我没有一点积蓄,生活无着,只好到处奔波,求亲告赁,这家赊药,那家借房,东挪西借,总算在西交民巷办起了二间房子的小小医馆,有了落脚之处。

三年后,医馆业务逐年兴盛,我再礼道谢了亲友,还清了债务,又租赁了一所有“天蓬、鱼缸、石榴树”的大四台院,如此又干了三年,有点积蓄,才正式开设了西交民巷医馆。

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

旧社会,皮外科患者多为勤劳辛苦的穷人,一旦得了“腰痈、搭背、砍头疮”,往往“腿息工,牙挂对”。非但失去了养家糊口的能力,还要花费一笔钱治病。我来自底层人民,深知穷苦人看病不易。对那些无力就医者,我秉承“穷汉子吃药,富汉子还钱”的师训,免费看病吃药,分文不取。

一次,几个农民从西直门外抬来一位对心发(背部蜂窝组织炎)的患者。我见病人就诊不便,主动提出义务出诊,每次带上四、五磅药,隔五、六天去一趟。用药后,坏死组织很快脱落,新鲜疮面大小如盘,其深洞见筋骨。经我细心诊疗,亲自上药,二个月后,疮面长平痊愈。左邻右舍闻讯凑钱给我进了块木制的义匾,一路上百八十人敲锣打鼓,扭着秧歌,一直抬到医馆。在我行医生涯中,送来的木匾、玻璃匾、铜匾、银盾、银瓶不下百、八十件,惟独这块义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请我看病的,也有达官富商之类的阔人。从中也取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我除了把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医馆业务外,还为社会公共事业略尽绵薄。当时的北平中医公会缺乏经费,我解囊相济;华北国医学院需要资金,我慷慨捐款;建立妇产医院,我竭力资助。到头来,只乐得两袖清风,俭朴度日。

御医与换帖

多年行医后,随着治好一些病人,我在中医外科界总算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听说,善书上写了我一笔,就连北京的洋车夫遇有皮外科病家乘坐,也主动介绍到我医馆诊疗。但那些有钱人根本看不起我们,他们管中医外科病叫“疙瘩”,管我就叫“瞧疙瘩的”。

作为一个医生,我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看过各种人物的面孔。富人的傲慢与跋扈,穷人的哀苦与悲戚,就像一面无形的罗网,使我难于挣脱。有人要求我一夜之间为之除却沉疴怪疾,有人希望拉我入伙,为之效力。于是,我固守着一条信念:“岂能尽随人愿,但求无愧我心”。这既是我做人的哲学,也是我对旧社会挑战的回答。

记得民国年间,清末皇帝溥仪退居天津旭街静园后,曾由他的老师陈宝琛、朱益藩二人介绍我前往看病。溥仪患的是右鼻“白刃疔”(鼻疖),唇颊部红、肿、高大,疼痛难忍,忐忑不安。那时虽说溥仪退位隐居,却还是关起门来做皇帝,神气十足。在询问病情中,我了解到他有破相之忧,希望免除手术,采用中医药治疗。我就用中医提疔的办法,外用药捻加盖黑布化毒膏,内用清热解毒托里透脓的中草药。一周后,基本痊愈,没留疤痕。

康德年间,我又给溥仪的婉容皇后看过一次病。二次接触,溥仪对我有些印象,提出让我做他的御医。我说:“家有八十岁老母无人侍奉左右,我这个年龄,只能尽孝,不能尽忠。”拒绝了皇宫的招聘。

民国年间,我曾给吴佩孚看过病,认识了他的儿子吴某。这个人喜欢玩狗,不惜重金。有一次,他的爱犬尾巴叫人剁了,蜷在墙角,疼得直打哆嗦。吴某知道我专瞧外科,便让我到他家给狗看病。当时我想,狗虽是个畜牲,但毕竟也是生灵,也就不大介意。我察看完伤势,撒点用上等冰片调制的药面,纱布包好,很快痛止,伤面愈合。吴很高兴,提出要和我换帖拜把兄弟。我说:“我信仰伊斯兰教,祖辈传下的规矩,不和外教结亲。”就这样,换帖之事,始终未成。

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我信守一句话:“万事不求人”。我曾气愤地说:旧社会我没有一个朋友。

挂钟和拐棍

北平沦陷前,我怕挂那么多匾招惹是非,悄悄托人拍照后,卸下收藏。谁知这样也难免飞来的横祸。

北平沦陷后,人不自由,连挂钟也不自由。日本侵略者规定中国人要按日本时间把钟拨快一小时。我想,在中国的国土上,难道中国人都不能按照中国的时间生活了吗?我开设的诊室里的挂钟,就硬是不拨,结果被汉奸狗腿子发现,一进诊所,便把挂钟摔碎了。他们一走,我又重新买了一个挂钟,照样按照中国时间拨好,挂在墙上。后来又被摔掉了一次,我再次买了个新挂钟。

当时,眼看国土沦陷,国难当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心情非常忧闷。我盼呀,盼呀,盼望抗战胜利。认为胜利后,日子可能好过些。谁知道,“强盗前面走,豺狼后脚跟”。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更是艰难。地痞流氓到诊所闹事,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再加上物价飞涨,生活毫无保障……在这种日子里,我心灰意冷,虽未满五十,却深感垂暮之年已到,于是,就拄起拐杖来了。

一九五五年,经卫生部傅连暲同志介绍我给朱德委员长看病,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亲切地和我握手,嘱咐我,给首长看病要安全有效,中西医结合,积极谨慎,与病人商量。周总理温暖的手,像一股暖流,使我感到激动周总理的亲切指示,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力量。我觉得自己心明眼亮,力量倍增,从此以后,拐杖也就自然而然地扔到一边去了。

经验不带走

一九五六年,北京第一所中医医院建立,我是第一批参加医院工作的老中医。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我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投身到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中。当时,我把自己开业时的部分药材、器械和备够五间房子的柁、木、檩、架全部捐献出来,略表自己挚诚之心。为此,政府还授予我二百元奖金。

参加医院工作后,使我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帮助,为更多的劳动人民解除病痛。我觉得自己心胸开阔了,视野宽广了,精力充沛了。

我常想,我只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来自底层人民,我所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也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理应把自己学到的技术毫无保留地献给人民。

于是,我把保留多年的所有数据和手稿拿出来,把点滴心得体会说出来。例如,应用银花、生地烧成炭,清解血分的毒热,是我多年来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用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俗话讲“外科不治癣,治癣便丢脸。”这句话固然反应了皮肤病难达速愈,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对于皮肤病治疗办法不多。我想,皮肤疮疡虽形于外,而实发于内。没有内乱,不得外患。皮肤病损的变化与阴阳之平衡,卫气营血之调和,脏腑经络之通畅息息相关。因此,我和同志们一起,从疾病的整体观念出发,从治疗难度较大的皮外科疾患入手,开展了对红斑性狼疮、自塞氏病、慢性瘘管和溃疡的研究工作,初步取得进展。

在总结经验过程中,我们从一个个病种入手。凡是跟我学过的医生,都把自己保存的有效病例,以及我讲解过的心得体会的笔记集中起来,然后我再逐个分析当时的主导思想,把同类的经验归纳起来,找出它们的共性和每个病倒的特殊性。

对于每味药,每个处方和每一段叙述,我们都认真研究修改,并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总结成功的经验,也总结失败的教训,使后学者少走弯路。

一九七五年,大家帮助我把过去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加以总结,出版了一本《赵炳南临床经验集》。全书约有三十万字,共收病种五十一个,病例一百三十七例,介绍了三种特殊疗法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方、常用方,较为系统地反映出我的实际经验,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近年来,我年老体弱,身体欠安,难以胜任门诊的繁忙业务。我就采用录音方式,讲一点,录一点,然后根据录音材料整理成文。这是一种快速、准确、省力的方法,有利于经验的整理和传授。

此外,我还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将有较好疗效的十个常见病整理成计算器语言,编好程序,输入电子计算器,备日后的临床、教学、科研应用。

我认为,整理、继承工作,老中医责无旁贷,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把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全部拿出来,哪怕是一点一滴,也能聚砂成塔。

我常爱说两句话:“知识不停留,经验不带走。”知识不停留,就是说,虽然我已经八十三岁,行医一甲子,还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还要钻研,还要攀登,还要挖掘,还要创新,绝不能在现有的经验上停留。经验不带走,就是说,把我的点滴经验和体会要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传给青年一代,绝不带进坟墓。

几点希望我经常收到各方面的来信,其中许多是有志于从事中医工作的青年人,他们希望我能谈谈个人的看法和体会。借此机会,我想说几句不成熟的话。

1 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

书不可不读,对于一些中医经典医籍,不但要读,有的还要能背,但希望同志们不要钻进书堆里出不来。要重视临床,多认症、多实践。我年青时,根本不知道累,上午看病百余人,下午出诊,晚上睡在医馆,整天和病人打交道,以后虽说年岁大了,也坚持门诊,坚持会诊,从不脱离临床。只有见得多,认症准才能辨析识病严谨,立法遣药切中,对疑难大症做到心中有数。

2 寻师认能,博采众方

要善于学习,不仅向书本学,向老师学,还要向病人学,向民间学。我自己的经验中,有很多是向别人学来的。比如熏药疗法是在我早年行医时,看见一位老太太用草纸燃烟熏治顽癣(神经性皮炎),引起了我的注意。查阅古书中也有类似这方面的记载。于是我加以改革,临床治疗很多皮外科疾患,取得很好疗效。

又如,一位头面部白驳风(白癜风)的患者,同时伴有头皮瘙痒、脱屑、头油多。我让他用透骨草煎水洗疗。数天后,白驳风如旧,但用来洗头却收到意想不到的去油止痒效果。我从病人主诉中受到启发,以后拟定了透骨草洗方专以治疗发蛀脱发病(脂溢性脱发)。

3 千年的字会说话

要善于保存、总结临床资料,日积月累,相当可观。不要忽视只言片纸,有了新的思路,要及时记录在案。俗话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文字比记忆更加可靠。至今,我还存有一些二十年代的资料,闲暇时翻阅一下当时治好病人的感谢证明书,对回忆病例颇为有益。

4 慢走强过站

古语讲:“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做学问要持之以恒,不怕慢,就怕站。停止不前,满足于现成的经验,必将一事无成。我常给青年人讲龟兔竞走的故事,勉励他们不断长足,有所进步。

5 宁可会而不用,不可用而不会

俗话讲,“艺不压身”。凡有用的知识,都要用心学,现在不用,以后可能有它的用场。希望年青人珍惜大好时光,多学一些有益的知识,多掌握一些操作技巧。

6 为四化贡献晚年

一九八0年底,我大病一场,生平第一次住进了医院。在院、所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医务人员精心医护下,我很快好转出院,目前小休一段,待体健复元,争取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知道,年岁大了,身体的各部件也不那么灵活了。就身体的健康而言,六十岁的人,一年不如一年;七十岁的人,一月不如一月;八十岁的人,一天不如一天。对这种新陈代谢的必然,我内心感到十分平静。所感欣慰的是:我的记忆力还不错,腿脚还算灵便。我愿意在耄耋之年,抓紧有限时间,扎扎实实地做点经验整理工作,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出我的晚年。

作者:赵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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