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最近读您的新作《坎坷与复兴:中医药文化论丛》(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年出版),其中收录的一篇您在2000年发表于《中华医史杂志》的文章——《面对传染病的猖獗,我们应当有所准备》,特别令人感慨。20年过去了,您作为研究医史的学者,同时又是学验俱丰的中医临床家,在当前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下,各地均采取了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冠肺炎,您认为我们中医准备得充分吗?

答:当年,我申报了一个中医传染病学文献研究的课题,这是为课题撰写的第一篇文章。申报课题的初衷,是因为1997年,我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在这年世界卫生日发表的一篇报告,说人类正面临着新老传染病的严重威胁,号召“全球警惕,全球应战”。有的老牌传染病,如疟疾,肺结核,原来以为有特效药可对付,岂知时间一久,这些药物逐渐失去了作用;有的常规传染病,如乙肝,虽然可以接种疫苗加以预防,但罹患人群已达数亿,缺乏可靠的治疗药物;有的新出现的传染病,如艾滋病,不仅没有特效药,甚至连疫苗都没有发明出来;更不用说季节性流感,仅仅在美国,每年感染的人数就达上千万,病死的人数上万。二十世纪是现代医学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由于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免疫制剂的发明,那些传染病、感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得以大为下降。然而,以对抗治疗为主导思想的当代医学,杀癌细胞、杀寄生虫、杀细菌,似乎无往不胜,在杀到病毒层次时,遭遇顽强抵抗:病毒种类繁多,通过遗传变异,容易逃避药物的攻击,几乎没有特效药可以轻易杀灭。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对抗与竞赛,将旷日持久,究竟鹿死谁手?尚未可定!世界卫生组织因此向全世界发出了警讯!

作为一名医史学者和临床医生,我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紧迫感和使命感。在我看来,现代社会完全漠视了一个学科的存在,那就是中医。半个世纪以来,西医独占了整个传染病的治疗领域,很少让中医插手,社会上流传:“慢性病找中医,急性病看西医,发烧到西医院打针吊水,是理所当然的。”老百姓普遍以为中医不会看传染病,中医完全被边缘化。

毋容置疑,这是一种天大的误解。实际上,一部中国医学史,大部分是古代医家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在中医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无数杰出的传染病专家,撰写了数百部传染病著作,中医通过“扶正祛邪”而不是“对抗治疗”,创造了对付各种传染病的有效方法,“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就是第一部治疗流感及其并发症的伟大著作,《伤寒论》中的112方,在六经辨证的指导下,不仅可以全面治疗,而且可以预防流感和其他传染病,我在《中医抗击流感的思维模式和防治方法》一文中,作了详细介绍,张仲景堪称全世界“抗击流感第一人”。(彭坚.我是铁杆中医.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218-121)从张仲景到刘河间、李东垣、吴又可、余师愚、叶天士、吴鞠通、杨栗山、俞根初、张锡纯等,从伤寒到瘟疫、温病,中医形成并完善了多种辨治外感热病的体系,历代名医创制了成百上千首经典名方。对于这一大笔十分宝贵的医学遗产,我们应当系统整理,全面继承,充分准备,为全人类抗击各种新老传染病做出应有的贡献,由此我申报了整理历代传染病文献的课题。在这次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欣喜地看到,各地中医在救治患者时,运用了古人不少经验,结合当前的具体实践,起到了显著的效果。显然,这还不够,面对将来人类可能遇到的各种新的传染病的挑战,我们应该认真总结这次治疗新冠肺炎的经验教训,应该更加全面继承古代名医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不辜负全国人民对于中医的希望,争取对人类健康卫生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问:不少人还是表现出对中医药能够成功干预流行性传染病表示怀疑的态度,但在无特效药的情况下,普通民众又对中医药抗病毒的疗效寄予厚望,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您认为中医药抗击流行性感染性传染病有无优势可言?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看来矛盾的怀疑?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

第一,是因为几十年来,中医治疗流行性感染性传染病的若干重大成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宣传与推广。

第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始终没有取得与西医相互独立的地位,只是属于卫生部管辖下的一个司局,中医的教育、科研、管理严重西医化,导致中医临床疗效显著下降。很多人深有体会,到中医院看病、住院,许多中医师根本不重视望闻问切,也像西医一样拍片,做各种检查,开一大堆西药、中成药,而中药煎剂只是一个搭头,把重心放在西医药那边,不期待中药有疗效。老百姓不得不怀疑,对自己的学科尚且没有信心,中医还能够担负起重大疾病和严重传染病的治疗吗?

第三,鉴于中医衰落的现状,真正有本事的中医如凤毛麟角,很多西医明明清楚本学科的局限性,知道有些病西药效果不好,副作用大,或者没有特效药物,但不愿意推荐给中医看,很少邀请中医共同会诊。国家提倡中西医结合、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始终难以全面实现。在西医面前,中医一直是一个弱势群体。在人民大众眼中,中医的信誉度不高。

更多人在质疑:为什么西医“没有特效药”可以救命,免疫制剂的研制又遥遥无期,况且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是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的传染病,古老的中医凭什么治疗?如何治疗?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还是先让事实来说话吧!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了四次严重的急性传染性疾病。

第一次是1954年7月,石家庄连续十几天下雨,随后爆发了乙型脑炎,这是属于病毒性疾病,西医没有治疗药物,患者高烧,昏迷,抽搐,死亡率高达50%。面对凶险的疫情,石家庄卫生局局长毅然决定邀请以老中医郭可明为首的七位名老中医介入治疗,以张锡纯的变通白虎汤、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吴鞠通的安宫牛黄丸为主方,运用了大剂量石膏、金银花、菊花、羚羊角、全蝎、蜈蚣等清热解毒、凉血息风之品,救活了34例重症患者,无一例死亡。同时,总结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五忌三怕”,即忌发汗,忌泻下,忌利小便,这是针对中医的;忌用刺激兴奋药物,忌冷敷,怕过度穿刺、抽血,怕过度输血,怕不当使用镇静剂和安眠药,这是针对西医的。1955年,石家庄继续进行乙脑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治愈率达到92%。这一杰出成果,得到卫生部派出考察专家的认可与高度评价,并获得了卫生部第一个科技进步甲等奖,郭可明受到毛主席接见。不可思议的是,如此重大的成就,知道者竟然不多,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2017年,郭可明的儿子郭纪生教授出版了《温病大家郭可明治疗乙脑实录》(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年出版),我们才得知详情。

第二次同样是乙脑,发生在1956年秋季的北京,查明病因是由一种嗜酸性病毒所引起的,西医没有能够杀死病毒的药物,只能对症治疗,消炎利水,减轻颅压,克服并发症。与石家庄的乙脑相比,北京的病情严重得多,感染的人数更多,病死率更高,发病的季节也不同。周恩来总理委托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带一批年轻的西医深入疫区,很快控制了病情,救活了许多濒临死亡的患者。据统计,蒲老共使用了98首古代经典名方,灵活辨证加减,救治了167例已经昏迷的重症患者,其中只有一首处方是蒲老自己创制的。事后,蒲老总结出了八法九十八方,对于今后中医治疗流行性感染性传染病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遗憾的是,不久以后,蒲老总结的宝贵经验不但没有推广,反而被否定。有人认为,一个处方救活的病人平均不到两个,没有统计学意义,经不起重复。换句话说,虽然靠中医救了命,但是经不起科学的检验。五十多年后,一位文化和经济学者读到这则资料时,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用西医这种机械论方法来领导、评价中医的整体论,如同让幼儿评价成人行为一样,可笑复可叹!”(韩德强.中医是怎样被边缘化的.天涯,2001(4):47)

第三次是2003年的非典,大家一定记忆犹新,但并不清楚其中的内幕。几年后,国医大师邓铁涛才有一段文章,介绍了若干情况:“2003年的SARS之战,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治疗60例,无一例死亡,无一例转院,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达到了三个零的要求。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治疗80多例,其中中医介入治疗者71例,但这71例中,死亡者仅一例。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纯中医治疗16例,亦无一例死亡。且至今观察,凡中医介入治疗者,激素用量少者,未见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后遗症。香港医管局请我校第二附院两位不满40岁的年轻女专家林琳和杨志敏去香港会诊,得到香港西医专家的好评,获得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颁发的金质奖章。这两枚金奖应该和奥运会的金奖同重!”(邓铁涛.论中医药必须深化改革.名师与高徒.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26-27)

不为人知的是,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收治了117名患者,有10人死亡,其首席专家制定的治疗方案是用大剂量的激素和抗生素。请中医介入治疗后,才有了71例仅死亡一例的效果。更不为人知的是,其后非典在北京爆发,开始不准中医介入,由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制定的治疗方案,仍然是用超大剂量的激素和抗生素,结果疗效不好,后遗症堪忧。邓老得知后,立即写信给国家最高领导人,揭示和对比了广州中医、西医治疗非典的真实情况,国务院领导才决定让中医参与中日友好医院的治疗。事后不久,北京广安门医院李院长发表文章,对这次非典治疗西药的用药不当进行了批评和深刻的反省。当时具体领导非典治疗的总指挥是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她在告别政治舞台,正式“裸退”时,发表感想,提出退休后,要学中医,读《黄帝内经》。这个消息是国医大师朱良春亲自打电话和写信告诉我的。然而,广东和北京是用什么中药方治疗非典的,始终没有看到报导。幸好我手头有一本由徐大基、杨志敏教授主编的《我们在香港做中医》(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年出版),书中有若干则医案,记载了林琳、杨志敏在几位国医大师精心指导下,治愈香港非典患者的详细经过,当然这只是管中规豹而已。我为此书写了一篇导读:“引领新潮,别开生面”,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四次是目前出现的新冠肺炎。去年12月发生在武汉,很快查明是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至于病毒从何而来,至今仍然有争论。能够确定的是,病毒会“人传人”,而且传播的速度超过非典;西医没有治疗的“特效药”;免疫制剂还在研制中,短时间研制不出来。

鉴于疫情越来越严重,感染了病毒的患者部分流散到了其他省市,政府决定采取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全国进行防疫的有力措施。在许多人眼巴巴地盼着还没有经过广泛临床验证的美国神药“瑞德西韦”能够给中国患者带来福音而始终不见踪影之际,1月25日,国家中医管理局果断决定,派出中国科学院仝小林院士率队驰援武汉,亲临抗疫第一线。在此之前,中医药专家组到武汉查看了100多个病例,由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牵头制定了救治方案。2月6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宣布重大消息,中药清肺排毒汤在几个省试用,治疗新冠肺炎有效率达到90%。国家卫健委马上发文,向全国推荐使用。广东则率先在全国发布了地方性中医药治疗方案。2月3日,正式审批通过中药制剂“透解祛瘟颗粒”,这是目前唯一批准新冠肺炎中药制剂的省份。此外,在疫情刚刚开始时,河南即规定90%的患者必须服中药治疗。江西全省80%患者使用中药联合西医治疗,68%的患者已经好转,58%的患者痊愈出院。总之,在中医参与治疗后,死亡率显著下降,轻症转重症的患者明显减少,治愈率逐渐增多。只是战斗尚未有穷期,我们还要继续观察总结。

为什么古老的中医会对新的病毒所导致的疾病治疗有效呢?我认为,就在于中医有着与西医完全不同的认识疾病和生命规律的方法论,有着两千多年连续不断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故在治疗某些急、慢性病方面与西医相比较,确实有它的优势。这是迄今为止中医没有被现代医学所淘汰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近现代西医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十八世纪,意大利一个病理解剖学家莫干尼写了一本书,叫《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他根据解剖所见,认为人只要得了病,一定能够在体内找到相应的病灶和发病的原因。这种思维方法的影响之大,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西医学。十九世纪,德国科学家科赫首次在显微镜下看到了结核杆菌,二十世纪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发明青霉素,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抗生素的发明,使得肆虐了许多世纪的细菌和多种致病的微生物被消灭或控制,很多急性感染性疾病得到有效的治疗。西医由此牢固建立了“对抗治疗”的思维方法。

然而,对抗治疗遇到病毒,则此路不通了。除了病毒种类繁多,通过遗传变异逃脱药物的攻击之外,它们可以钻进人体的细胞,吸取其营养,大量繁殖,难以消灭。换句话说,二十世纪,西医借助抗生素的发明,战胜了细菌。二十一世纪,人类与病毒的生死之战,前途未卜。除了病毒之外,还有大量的患者,长期受到病痛的折磨,但是运用各种检测手段,找不到病灶,查不出原因,看不到形态学的改变,西医大部分无药可治,不能不说这是现代医学的一大遗憾。这种遗憾,追根溯源,来自于两百年来其固有的方法论。

自古以来,中医没有系统的解剖学,治病也不依靠解剖所见,认识和治疗疾病的方法,主要靠“辨证论治”。我曾经提出,辨证论治的本质,是一种信息处理的方法。只要患者有病,比如感染了流感、冠状病毒,一定会出现发烧、头痛、身痛、乏力、咳嗽、气喘等,这是身体得病后发出的信息,中医称之为“证候”,只有少数特例不发烧,甚至没有任何不适。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四诊了解这些证候,即获得这些信息后,归纳综合,予以遣方用药,其实就是向患者体内输入信息,这就是“论治”。一旦处方开得对,即医生输入的信息与患者发出的信息相吻合,疾病就痊愈了,这就是辨证论治的整个流程。

许多人总是攻击中医“不科学”,这种认识方法难道不是科学的吗?然而,辨证论治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开方用药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对于同一种病,相对于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龄,不同体质的患者,要根据具体情况,予以不同的治疗。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乙脑,北京的治疗方案与石家庄的不同,为什么救治167例病人,用了98首方剂,而且运用这些古方时,还需要灵活加减,更不可能在同一个患者身上,一首方剂从头到尾用到底。试问:这能够用现有的统计学原理、双盲法这些衡量西医药的“金标准”来评价中医药的疗效吗?多少年来,运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中医药的结果必然是,承认中医能看病,能救命,不科学。在现代中国社会,长期头戴“不科学”的帽子,中医的地位和处境,可想而知。

当然,如果坚持要用统计学原理、双盲法来研究中医药,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是以中医的“证”而不是西医的“病”为衡量标准。例如,藿香正气丸从宋代发明起一直用到今天,是一千多年来最畅销的中成药,治疗效果是任何西药都无法匹敌的。使用时,按照中医的说明是外感风寒,内伤饮食,怕冷,恶心,呕吐,身痛,腹痛,腹泻,属于“寒湿”证才有效,疗效可以达到90%以上。西医多半认为是急性胃肠炎或肠胃型感冒,如果按照西医“病”的观点给药,疗效不会超过50%,为什么?因为还有部分患者属于“湿热证”,要以黄连为主治疗,如中成药香连丸。部分患者属于“暑热证”,要用保济丸。因此,分辨同一种病的不同证候,不能根据西医的检测指标,只能依靠中医的望闻问切。要使中医规范化、标准化的难点,就在这里。我认为,这也应当是中医临床科研的重要切入点。

前不久,据传双黄连口服液可以预防新冠肺炎,于是被一抢而空,闹出了一场大乌龙。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新冠肺炎的中成药预防,属于风热证的,抗病毒口服液、双黄连口服液有效;属于暑湿证的,保济丸有效,适合于广东一带;属于寒湿证的,参苏丸合藿香正气丸有效,特别适合于湖北、湖南一带。这就需要向全国老百姓进行中医临床知识的普及教育,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至于盲目追风,一哄而上。

简而言之,中西医临床的最大不同在于,西医是辨病为主,中医是辨证为主,疾病确定后,西医有统一的、规范化的治疗方案和药物。而中医则根据辨证论治的精神,有多样化的选择,只要方证对应,可能都有效。西医对付疾病的方法是对抗治疗,中医对付疾病的方法是“扶正祛邪”、“调节平衡”。究竟哪种方法更有利于帮助患者调动人体的自然疗能来消除疾病,是显而易见的。有人总结说,西医治病,中医治人,不无道理。

问:最近全国许多省市都发布了新冠肺炎的中医诊疗方案,您对这些方案有何看法?不少人可能会认为,中医药只对轻症患者有效,如改善咳嗽、乏力、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对于危急重症患者,您有何建议?

答:这次因为疫情严重,传播到了全国,很多省市都发布了当地的中医诊疗方案,其中差别很大。有一个基层医生问我: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十分混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老师,我到底应该听哪个的?

我告诉学生:公也好,婆也好,都有一定道理,只看你如何灵活运用。世界上任何事情本来都是阴阳两分的。你只要抓住这个诀窍:中医治病,首重寒热,以寒为主,寒中夹湿,当从《伤寒论》中寻找方药,再参考寒疫名家的经验。以热为主,热中夹湿,当从《温病条辨》中寻找方药,再参考瘟疫名家的经验,这样治疗新冠肺炎的组方大致不会错。

例如, 仝小林院士团队给武汉患者开的通用协定处方为:麻黄、杏仁、石膏、甘草、苍术、厚朴、草果、槟榔、羌活、霍香、佩兰、茯苓、白术、生姜、焦三仙、贯众、葶苈子、徐长卿。这显然是麻杏石甘汤、达原饮、平胃散、三仙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合方,加上个人用药的心得。他们如此组方的理由,是因为团队成员进入武汉考察之后,发现从12月中旬以来,武汉的气候始终寒冷潮湿,故组方应以宣肺透邪,解毒通络,避秽健脾除湿为治。

国家中医管理局向全国推荐的“清肺排毒汤”,是由张仲景的五苓散、小柴胡汤、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四首经方加减而成,为什么在河北、陕西、山西、黑龙江试用有90%的疗效?因为这四省的气温偏寒,而此方偏于温散。但广东的气温偏热,他们推广的肺炎一号方用药迥然不同,以山慈菇、连翘为君药,清解疫毒,化痰散结;柴胡、青蒿、蝉蜕、前胡透热于外,与金银花、黄芩清上焦肺卫之热,苍术芳香辟秽,共为臣药;乌梅生津润肺,敛肺防喘,黄芪、太子参益气养阴,茯苓、鸡内金健脾助运,川贝、玄参清热化痰,共为佐药;土鳖活血通络,为使药。总的原则是透热解毒,益气养阴。从这三个处方的对比,就可以看到中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重要性、灵活性。

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不仅对轻症有效,对于严重者,也有效果。如各省制定的规范化诊疗方案都规定了轻、中、重的处方,如重症用宣白承气汤、参附龙牡汤、安宫牛黄丸等。

北京王庆国教授介绍了一例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治疗经验。这个患者住进了ICU病房,上了呼吸机,血压低,血氧只有40%,严重憋气,大便不通,小便少,全身汗出,有形成关格之势,西医准备上人工肺。王教授开具的处方是:黄芪60克,生晒参30克,山萸肉40克,麦冬30克,炙麻黄15克,制附片30克,五味子15克,生大黄15克,龟板20克,细辛15克,当归25克,浙贝母30克,川朴10克,杏仁15克。两剂,每剂分四次,六小时一次鼻饲。他在“国医无双AT北中医”视频中进行了介绍。第一剂药服后,已经取得明显疗效,当地医生在网上回复说:“昨天已经拔了插管,血氧情况仍在好转,生命体征平稳,可少量流食,准备明天下地适当运动。”

几天前,我曾经通过微信治疗了一例重症患者。患者男性,56岁,平素身体较好。这次确诊为新冠肺炎,住在重症病房,血氧低,肺部严重感染,高烧39℃左右。一周来,始终不退,极度烦躁,胸闷,咳嗽,气喘,有汗,大便几天未解,舌红苔黄腻。我用的处方是:柴胡45克,法夏15克,黄芩15克,龙骨30克,牡蛎30克,大黄15克,厚朴10克,枳实10克,葶苈子30克,大枣30克,杏仁10克,仙鹤草90克,金荞麦30克,鱼腥草30克。两剂,每剂用九碗水,煎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加入大黄,再煎十分钟,共得三碗药,每隔三个小时服一碗。两天后,患者高烧退尽,所有症状全部减轻,转入普通病房。这个处方即《伤寒论》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小承气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加减。加仙鹤草、金荞麦、鱼腥草,是学习了国医大师朱良春的经验,我不止一次用这三味药物消除肺部严重感染,效果颇佳。(彭坚.彭坚汤方实战录.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2016:143~144)只是这个病例可能比王庆国教授所治者要轻,但也应当属于危重患者。

然而,对于更加危急的重症患者,中医也有值得试用的方药,例如李可老中医的“破格救心汤”。四年前,我的同学和好友,湖南一位著名的学者邹教授患心梗、心衰。手术之后,病情加剧,他所住的医院明确规定,不准用中药,并且把告示贴到了病房的走廊上,我只能望洋兴叹。患者拖了几个月,直到心衰、呼衰、肾衰全部出现,血压降到50/20mmHg,已经无力回天。宣告不治的最后一刻,主治医师才让我这个中医进去试一试。我按照破格救心汤原方煎服,一个小时后,血压逐渐上升到120/80mmHg,维持了12个小时,当时这个主治医生非常兴奋,让家属再准备一剂。终因病情太重,用中药太晚,又不可能按照原方的要求频频喂服,不能间断,最后邹教授终于撒手人寰。我认为李可老中医这首杰出的方剂,在这次治疗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时,完全可能用得上,故郑重推荐给全国各地处在抗击第一线的中医同行们,请大家斟酌使用。

附录:李可破格救心汤

附子30~100~200克,干姜60克,炙甘草60克,高丽参10~30克(另煎浓汁兑服),山萸肉60~120克,生龙骨、生牡蛎、活磁石各30克,麝香0.5克(分数次冲服)。

煎服方法:病势缓者,加冷水2000毫升,文火煮取1000毫升,5次分服,2小时一次,日夜连服1、2剂;病势危急者,开水武火急煎,随煎随喂,或鼻饲给药,24小时内,不分昼夜,频频喂服1~3剂。

本方最大的贡献,在于为中医治疗心衰、呼吸衰竭、全身功能衰竭以及脑危象等危急重症,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疗效卓著的方法。关于这首方剂的详细解析,以及笔者的评价,可以参见《李可老中医危急重症疑难病经验专集》以及《我是铁杆中医》。(本文中处方用药请在执业医师指导下使用!)

简介:彭坚,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终身馆员,知名医史文化学者,中医临床家。主要著作有《我是铁杆中医》、《彭坚汤方实战录》、《坎坷与复兴一中医药文化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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