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刘渡老不愧为大医!“方虽有古、今之分,亦有同气连枝之义。《伤寒论》为方书之祖,是源,而时方乃是方之流也。有源才能有流,有流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把经方、时方有机而又恰如其分地形成‘古今接轨’,既开创伤寒学科向前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方剂学的一大进步,实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途径。”此语振聋发聩!

古今接轨论

张仲景方,我们叫经方(古方),经方以后之方,我们叫时方(今方)。经方药少而精,疗效惊人,有鬼斧神工之力,起死回生之妙,而且方义隽永,药味精当,耐人寻味,不可思议。据梁陶隐居云:“依《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上中下三品之药,凡三百六十五味,以应周天之度,四时八节之气。尚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卷,为方亦三百六十首。上品上药为服食补益方者百二十首;中品中药为疗疾祛邪之方,亦百二十首;下品毒药,为杀虫避邪、痈疽等方,亦百二十首,凡共三百六十首也。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由此可见,经方乃古之圣贤为济世活人而留传于世。

经方的实践性、科学性、创造性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伤寒学问贵在其方。日本古方派的吉益东洞先生曾说:“张氏之为方也,虽复稍后扁鹊,而其药剂之富,法术之存,盖莫古焉。而医之学也,方焉可!吾亦何求?”东洞氏能于千军万马之中,独具卓识,不愧为大家风范。

中国之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英雄辈出,继仲景方之后,如雨后春笋,又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时方”使方剂学大兴。方有古今之异,格调不尽相同,但它们都具有血缘的内在关系,以及与之不可分割的家族史。《伤寒论》为方书之祖,比做母亲是之方源,而时方如同子孙,乃是方之流也。有源才能有流,有流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时方中亦不乏有上乘之品,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本事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驰名医坛,与经方并驾齐驱。

方虽有古、今之分,亦有同气连枝之义,都是我们伟大宝库中的瑰宝。应当兼收并蓄,使其古今相互补充,互相借鉴,因证制宜,把古、今之方,变成一个既有淳朴的古意,又有灵活的新态,且能切中病情一针见血地达成“古今接轨”创举。切不要厚古而薄今,更不要倡新而非古,应当主动而积极地创造古今之方接轨的新产品。

我认为用方要灵活,要有随机应变之才,不要壁垒森严不敢越雷池一步。两千年前的张仲景,就已有了两方合用的先例。如麻桂合方,桂柴合方等等。所以“经方”与“时方”接轨,应当视为“水到渠成”之事。但也有人出于对古方的爱护,认为这样做恐怕破坏了经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降低了经方的精华,因此妨碍古今接轨的进行,而不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认为中西医能结合,试验室的动物也能与人相结合,为什么同气连枝,一脉相承的古方与今方而不能接轨呢!我们叫“接轨”而不叫结合,是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

如后世方的麻黄、桂枝、大黄、芒硝、柴胡、茯苓、白术等药所构成的各种方剂,多从《伤寒论》的麻黄汤、桂枝汤、大小承气汤、小柴胡汤、五苓散等方演变发展而来。这就是古今接轨的内在联系的历史发展趋势。

“方”是“药”组成的,而“药”又是“证”所产生的,但是“证”受到客观影响,又有灵活多变的特点。举例而言,古今人异,气候变迁,体质强弱,生活习惯,都能左右“证”的变化。如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当时是以风寒邪气伤人为主,治疗上也是桂枝、麻黄、青龙三方鼎立。到了后世明清时期,由于自然界气候的变迁,治疗由辛温解表变为辛凉解表,继而叶天士、王孟英、吴鞠通等温病大师在医坛相继崛起。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变化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客观的变化,促进了医学的不断发展,也推动了新旧事物的交替更新。

“古今接轨”这一方剂学伟大变革,必须经医人之手,从临床出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时方与经方进行巧妙的结合,用“古方”以补“时方”之纤弱,用“时方”以补“古方”之不全。既对经方有深刻的认识,又对时方有扎实的功夫,把古方、今方、古今接轨方成为当今的三足鼎立,这是中医药学创新的一个举措。“古今接轨”不是标新立异,亦非哗众取宠,而是一个顺应自然发展的科学构思,须投入大量的智力,呕心沥血,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兹将个人的“古今接轨”方法及临床应用简述一二,仅供参考。

1、经方接轨时方

我在临床治疗湿温病,如果出现胸满心烦,夜不能寐,每在下午发热与心烦加重,而有“懊侬”之势,这是湿热上蕴,气郁火结,因而出现了“火郁”的心烦之证。此时如果只用三仁汤清利湿热邪气,因内有火郁为援,而效果则差。为此,我选用了经方的栀子豉汤与三仁汤合方进行治疗。

《伤寒论》的栀子豉汤,以擅治“虚烦”证而著称。“虚烦”是一种特殊的心烦,仲景称之为“心中懊侬”,形容其心中烦乱,难以名状。由于是火郁气结,所以有时可兼见“胸中窒”、“心中结痛”等气血郁滞不利的特点。

火当清之,郁当发之,所以用栀子豉汤清宣郁火。栀子苦寒清热,但因其体轻而上行,清中有宣,与芩、连苦降直折不同。凡火热郁而烦者,非栀子不能清,所以时方的丹栀逍遥散及越鞠丸的火郁证都用栀子而不用其它。豆豉气轻味薄,既能宣热透表,又可和降胃气,宣中有降,善开火郁,同栀子合用治疗火郁虚烦甚为合拍。

湿温病出现心烦,乃是湿热之邪蕴郁于胸的一种见证,除心烦证外,往往胸满为甚。三仁汤能清利三焦之湿热,而不能治疗胸中之火郁,而黄芩、黄连又因苦寒直折,有冰伏湿邪,郁遏气机之弊端。“经方”与“时方”接轨的三仁汤与栀子豉汤,既能清热除烦,开郁理气,而又不挠于湿热邪气,有利而无害,发挥了“古今接轨”之能事。

余在临床治疗“湿热伤肺之咳嗽”,咳嗽频繁,痰多胸满,舌苔白腻,脉来濡缓,每用“甘露消毒丹”汤剂服之凑效。一日治一妇人,观舌切脉,属于湿热之邪,然除咳嗽外,又有气喘“咳逆倚息不得卧”之证。三日来头不接枕,痰声噜噜,周身疲怠难支,西医按肺炎论治而不效。切其脉浮濡,苔白厚而润,因思此证属于“湿咳”,然而肺失宣降,又出现喘不得卧,则又独非甘露消毒丹所能治。

根据仲景方义,治喘当用麻黄,有寒者配以干姜、桂枝;有热者则配以生石膏辛寒之品。今为湿邪所伤,欲用麻黄治喘,配以何药为宜?思之,惟有《金匮》之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散寒除湿、宣肺平喘,既切中湿咳病机,又无助湿生热之弊(按后世之三仁汤方,实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悟化而来)。于是,我在甘露消毒丹方中加入麻黄3克、杏仁10克、薏苡仁12克、炙甘草3克,甫服一剂,当夜则喘定能卧,熟睡一宵。继以是方治疗,喘症大愈。

我治食滞伤胃,中焦湿浊不化,食后胃胀痞满,嘈杂反酸,以及胃脘疼痛,舌苔白腻,脉沉滑者,每以经方之大黄黄连泻心汤与时方之平胃散接轨则效果明显。

某西医大夫患胃病,反酸涌苦,胃中嘈杂,烧心作痛,多方治疗不愈。时值余赴昌黎讲学之便,特邀余诊。切脉视舌,而为湿浊生热之证。乃用平胃散加黄连10克、大黄2g,服至七剂则酸水不泛,嘈杂与烧心皆愈。患者甚喜,连称“中医药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2、时方接轨经方

经方之芍药甘草汤,是治疗“脚挛急”的一张名方。一日同诸生门诊用之弗效,诸生不知所以然,余在原方加羚羊角粉1.8克冲服、钩藤16克(为时方羚羊钩藤汤的主药),仅服三剂,而脚挛急全瘳。

芍药甘草汤,苦甘酸相合,平肝养血,缓急解痉,而用之不效者,病重药轻也。今用时方之羚羊钩藤汤与之接轨,羚羊角与钩藤入足厥阴肝经,有清肝祛风,舒筋凉血之专功。所以治疗脚挛急能与芍药甘草汤相互为用。从病理看两方之治有其统一性,从药味分析羚羊角与钩藤能加强芍药甘草汤之力,故取显效。

经方之小柴胡汤,治疗“胸胁苦满、肝胆气郁”之证,向为医林所用。余治妇人气郁而用此方,尚不尽人意。余用时方之越鞠丸(汤)与之接轨,服之则心胸快然通畅。若单纯用小柴胡汤或越鞠丸,临床疗效逊于两方接轨之法。圆机活法,灵活变通,方能胜人一筹。

又如经方之苓桂术甘汤,治疗水气上冲之“水心病”效果甚佳。然水湿与痰热常可同行,临证除胸满心悸气冲之外,往往出现心烦、少寐,泛呕欲吐等证。曾用加龙骨、牡蛎潜敛镇逆之法,效果不甚理想,后用时方之温胆汤与之接轨,豁痰行饮,安心定悸,诸证霍然而瘳。

近读河南周世印先生提出经方四逆散治疗肝气郁滞阻于经络,可与时方之二陈汤、黛蛤散、五磨饮子、金铃子散等合方之法,所涉为广,妙义无穷。而上海潘文奎先生用经方之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心动过缓,认识到古今接轨其力之大,提出时方菖蒲郁金汤、桃红四物汤、失笑散与之相合,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发挥了古今合方之优势。

可见“古今接轨”之法,在广大医人心中已有自发的趋势。把经方、时方有机而又恰如其分的形成“古今接轨”,既开创伤寒学科向前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方剂学的一大进步,实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途径。

以上所论,错误之处,敬请指教。

本文摘自《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年5月第18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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