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看到的各种宋本《伤寒论》,其实多是明·赵开美本的校本或再校本;与金·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对比,只是个别字辞不同,因此基本上都能反映宋版《伤寒论》的原貌。根据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所言:张仲景就是论广了《汤液经法》,而王叔和则是撰次了“仲景遗论”;至南北朝时,梁·阮孝绪在《七录》中称王叔和撰次的“仲景遗论”为:《王叔和·张仲景辨伤寒》;同朝代的陶弘景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不仅记载了西汉《汤液经法》的二旦、四神大小等汤,而且还称张仲景依此诸方撰《伤寒论》一部。可见,张仲景的“论广《汤液》”,经王叔和撰次后,已颓变为一本专治伤寒的《伤寒论》了。以致唐·孙思邈将传抄中的《伤寒论》全文摘录于《千金翼方》中时,在篇首直言:“伤寒热病,自古有之,明贤睿哲,多所防御;至于仲景,特有神功,寻其旨趣,莫测其致,所以后人未能钻仰”。

北宋时,太宗诏令“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荆南节度使高继冲,将家藏的《伤寒论》编录进上,最初被收载于《太平圣惠方》中;治平二年,校正医书局林亿辈以高继冲本为基础校修《伤寒论》;治平三年,又校修了《伤寒论》的表里本《金匮玉函经》。但自从朝廷将《伤寒论》刊行后,儒医们就开始用《内经》理论进行解释,历经宋元明清,随着注解人数的增多,逐渐形成了维护旧论派、重订错简派、辨证论治派、五运六气派与近代的中西汇通派;据不完全统计有关《伤寒论》的专著,我国不下1600种,日本汉方学者也有300多种;而打开仲景之门的三阴三阳六病理论,已涌现出了四十多种学说。虽然都尊张仲景为“医圣”,而且至今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但在临床应用《伤寒论》处方时,主要还是靠背诵条文,至今仍不得要领!正如孙思邈所言:“远想令人感慨不已”。有位人类学家的话,也许为我们打开仲景之门指出了方向:(若)“懂得了起源,就洞察了本质”。

一、汉唐之际中医的格局

根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侍医李国柱校方技,将医书校为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其中“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之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剂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愈为剧,以生为死”;“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用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增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故谚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

魏·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也说:“夫医道之所兴,其来久矣”。“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上古神农,始尝草木而知百药”;“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可见,医经学派是以《黄帝内经》为基础理论,用针石汤火治疗疾病;经方学派是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知识,用经验方证治疗疾病。至南北朝时,在梁·阮孝绪著《七录》时,还是将医书分为医经八种、经方一百四十种;民国时的文献学家杨绍伊,也曾提出:《内经》属于岐黄学派,《伤寒论》属于农尹学派。

可见在汉唐之际,中医是医经家与经方家相互争鸣的时期。其中医经学派即岐黄学派,就是传承到现在的中医针灸学。经方学派即农尹学派,就是汉唐之际的中医药学,他们用积累的经验方证治疗疾病,与北宋以后由儒医们开创的、在岐黄之术指导下的中医药学有质的区别!

二、张仲景是一师式《汤液经法》的民间草医

张仲景《汉书》无传,《三国志》陈寿为华佗立传而无张仲景;至南北朝时,宋·范晔著《后汉书》,也只是在《何顒别传》中提及张仲景以“总角谒何顒”,何顒说:“君用思精,韵不高,后必为良医”。可见,当时张仲景已开始学医了,但也不排除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对张仲景的推崇下,范晔因势而为的可能。总之,张仲景显于史书,也只此一处。而唐·甘伯宗的《名医录》:张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多是因医而附会!因为张仲景如果真是长沙太守,医术又好,《后汉书》是绝对不会如此记载。北宋林亿辈的《伤寒论·序》,明显就是抄袭了皇甫谧与甘伯宗的文章;致于明·李濂《张机补传》和清·陆九芝《补后汉书张机传》,距汉朝时间久远,可信度都比较低!

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指事施用”。南北朝时,梁·陶弘景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也有:“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张机撰《伤寒论》,避道教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皇甫谧与陶弘景都是当时的名医大家,且距汉不远;再结合《伤寒论》的条文可知:张仲景论广《汤液》的说法,应该确真无疑!

据史料记载:东汉南阳张氏为豪门望族,张仲景虽未能显于朝野,但读书、识字、学医,是非常可能的。在东汉中后期瘟疫频发的年代,张仲景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将《汤液经法》加以论广,并书之于竹简,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张仲景应是一师式《汤液经法》的民间草医,而非传说中“长沙太守”!

三、宋本《伤寒论》已远非张仲景的“论广《汤液》”

张仲景的“论广《汤液》”,经王叔和撰次后,历两晋、南北朝,当传抄至唐初时,孙思邈将其全文摘录于《千金翼方》中;北宋时,林亿辈以高继冲本为基础校修《伤寒论》,当时可以参考的书籍只有孙本和《脉经·卷七》的内容;而且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都并未再发现他们当时还有其它版本可供参考。因高本文理舛错、辨证不伦,所以孙本就现得格外重要了;在治平三年校修的《金匮玉函经》,虽然没有说明,但根据内容多是以孙本为基础校修而成。致于上世纪30年代,国内陆续发现的桂林本《伤寒杂病论》、长沙本《伤寒杂病论》及涪陵本《伤寒论》,都是北宋以后的伪作。若将宋本《伤寒论》与高本、孙本、《脉经·卷七》的内容比较就不难发现:

1、“《伤寒卒病论》集”是林亿辈新校入的内容

林亿辈在《伤寒论·序》中,引《针灸甲乙经·序》所言:“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近世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又引《名医录》:“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祥,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与《伤寒论》的写作特点论述的非常清楚。然而,在“《伤寒卒病论》集”中却是:“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明显是搞错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而且《伤寒杂病论》与此“集”的标题,也自相矛盾。其实,“《伤寒卒病论》十卷”一说,最早出现于《新唐书·艺文志》中,与“《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不但卷数不合,而且“杂”字与“卒”字意义也并非相同。

另外,此“集”第一段韵味十足,明显是魏晋的文风;与《后汉书·何顒别传》和《名医录》中所说的张仲景“韵不高”与“其言精而奥”不符,所以不可能是张仲景所为。第三段在《千金方》中,都有意义相似的文字,是“《伤寒卒病论》集”的作者抄袭了孙思邈的文章。但此“集”以张仲景的身份而作,至今仍有很多人误于其中,甚至有些还是研究《伤寒论》所谓的著名的专家、学者!

2、林亿辈编撰了“辨脉法第一”与“平脉法第二”

这两篇文章,在《伤寒论》中为一卷。在高继冲本中有“伤寒脉候”一节,林亿辈可能是受此启发而编撰了这两节。观其内容,多是从《素问》、《脉经》、《千金》《外台》等古医籍中摘抄而来,无非是想强调诊脉的重要性;其实与《脉经·序》中王叔和所谓的“仲景明审,亦候形证”,并不相符!

3、“伤寒例第三”是林亿辈仿《千金方》所作

在高继冲本《伤寒论》中有“伤寒叙”和“伤寒受病日数第次病证”两节,文章也多摘自《素问》与《千金》。致于“伤寒例”,最早则见于孙思邈的《千金方》中,宋本《伤寒论》的“伤寒例第三”,明显就是仿《千金方》所为。观其内容多出自《素问》、《脉经》、《千金》、《外台》,多是医经学派的理论;其中《素问·热论》中两感伤寒、经络传变的内容,严重影响了后人对《伤寒论》中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的正确认识;尤其是将《外台》第一篇中“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候,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也夹杂于《伤寒例》中,让后人误以为《伤寒例》是王叔和所作。

4、“辨痓、湿、暍脉证第四”本是太阳篇内容

“辨痓、湿、暍脉证”,在高本《伤寒论》中没有相关的内容,而孙本《伤寒论》则在“太阳病用桂枝汤第一”开篇“论曰:伤寒与痓病、湿病及热暍相滥,故叙而论之”。宋本《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在“辨痓、湿、暍脉证”篇中开始也有:“伤寒所致太阳病痓、湿、暍此三种,宜应别论,以为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通过这两段文字不难看出:王叔和在撰次仲景遗论时,太阳篇中有痓、湿、暍三病。孙思邈认为《伤寒论》是治疗伤寒的,痓、湿、暍三病与伤寒混在一起不妥,但还是原文“叙而论之”;林亿辈认为“宜应别论”,又“以为与伤寒相似”,就另立章节,也留在《伤寒论》中了。可见,张仲景的“论广《汤液》”中,太阳篇有伤寒、中风、湿与暍四种病因,说明张仲景的“论广《汤液》”涉及的是广义伤寒,而非后世多数人认为的狭义伤寒!

5、林亿辈篡改了三阴三阳六病篇的原来题目

宋本《伤寒论》六病篇题目是“辨XX病脉证并治”,而孙思邈本是“XX病状”,高继冲本是“辨XX病形证”,《金匮玉函经》与高继冲本相同。在《脉经·序》中,王叔和就说:“夫医药为用,性命所系,和、鹊至妙,犹或加思,仲景明审,亦候形证,一毫有疑,则考校以求验,故伤寒有承气之戒,呕哕发下焦之间,而遗文远旨,代寡能用”。所以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时六病篇题目应是:“辨XX病形证”。六病篇的题目,虽然只是个标示,但通过这个标示就可以看出:张仲景治疗疾病注重的是“形证”,而非林亿辈所谓的“脉证”;一字之差,导向迥异!

6、太阳篇中的第一条是林亿辈所为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后人称之为太阳病题纲。但相关的条文,高本为:“太阳为病,头痛项强而恶寒,其脉浮数,宜桂枝汤”。孙本则是两个独立的条文:“太阳之为病,头项强痛而恶寒”与“太阳病,其脉浮”;《金匮玉函经》与孙本相同。这应该是林亿辈将“痓、湿、暍”三病移除出太阳篇后,将两条合并后,作为太阳病的题纲;但是,只包涵了太阳伤寒与太阳中风的部分脉证。

7、太阳病中的第六条是林亿辈新校入的内容

太阳病中的第六条,在高本与孙本《伤寒论》中都没有相关的内容;在《脉经·卷七》“病不可发汗病第一”中,虽有“风温”一词,但与这条的涵义并非相同。这条多数注家都是随文释义,虽然有个别注家也提到了阳明病,但并非理直气壮,而且对冒以太阳病的错误只字不提;更有一些注家,以此来炫耀《伤寒论》同样可以治温病,认为太阳病包括伤寒、中风、温病。还有一些注家,将这条作为《伤寒论》只能治伤寒,不能治温病的依据,将《伤寒论》狭义化。

8、二十九、三十条也是林亿辈新校入的内容

太阳病中的第三十条从文义上看,是对二十九条进行的阐释;二十九条方证不对应,三十条象梦语一样颠三倒四,林亿辈竟能将这种条文校入《伤寒论》中,说明他们对《伤寒论》的认识非常有限;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其说校修,还不如说是搞乱了!

9、关于“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

在《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的“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中,开篇即言:“夫以为疾病至急,仓卒寻按,要者难得,故重集诸可与不可方治,比之三阴三阳篇中,此易见也。又时有不止是三阴三阳,出在诸可与不可中也”。这段文字在高本与孙本《伤寒论》上都没有,应该是林亿辈以王叔和身份所作。王叔和只所以重集诸可与不可,明显是不理解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理论体系,所搜采的其他经方家和医经家的条文,以及自己对治疗伤寒的认识,不知该置于何篇,于是就有了“又时有不止是三阴三阳,出在诸可与不可中也”,他认为“此易见也”。

以上用九条,也仅是粗略地剖析了一下宋·林亿辈在校修《伤寒论》时所出现的问题,尤其是搞乱了张仲景的学术渊源。难怪明·方有执要重构《伤寒论》,但他将“辨痓、湿、暍脉证第四”也一并删去,说明他对《伤寒论》三阴三阳六病的认识,也非常有限!

10、王叔和将“论广《汤液》”撰次为《伤寒论》了

在品读《伤寒论》条文时可以发现:有些条文意义不完整,有些条文意义不连贯,有些条文明显就是错简了,说明王叔和发现仲景的“论广《汤液》”时,已经脱简了。王叔和撰次的“仲景遗论”,经两晋、南北朝医者的传抄,至唐初孙思邈将其全文摘录于《千金翼方》中,可见孙本《伤寒论》是现存的最接近王叔和撰次的版本。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只提到张仲景“论广《汤液》”,而陶弘景在其《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则具体到:“外感天行,经方之治,有二旦、四神大小等汤。昔南阳张机,依此诸方,撰为《伤寒论》一部,疗治明悉,后学咸尊奉之”。还摘录了阳旦、阴旦、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大小十二方证,可见陶弘景也许是有文献记载的、最后一位见过《汤液经法》的人了。再根据“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以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以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以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以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以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即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尽管陶弘景的论述并非正确,但可以肯定:陶弘景见到了王叔和撰次的“仲景遗论”,并非是道听途说!根据陶弘景的描述,参考孙本、高本与宋本《伤寒论》可以发现:张仲景“论广《汤液》”, 不仅以《汤液经法》二旦、四神大小十二经方为基础,避道家之称,将《汤液经法》以方位命名方证,改变为以主药命名方证,而且每个方证只要增减一药味就要重新命名,可见张仲景非常谨慎!因此张仲景的“论广汤液”,应该是一个不讲药性、不讲病理,纯粹以演绎方证为主的小册子。反观孙本、高本与宋本《伤寒论》可以体会到:(1)张仲景的文章原本应该是以大段落出现的,而王叔和以条文形式整理出来,割裂了张仲景的原本体系。(2)对脱简的原文,王叔和除了错简外,还用医经家的理论补充原文,导致文义多不相属。(3)未脱简的原文,王叔和不但进行了大量的修饰,而且有的条文还增加了脉象;并用医经家的理论进行解释,尤其是用脉象解释病理非常荒诞!(4)搜采了其他经方家治疗伤寒热病的经验方证,虽然对张仲景的“论广《汤液》”为害不大,但方证多数都不太严谨。(5)搜罗了大量的医经家有关论治伤寒热病的华而不实的空论,搅乱了张仲景的阴阳六病的方证体系。(6)王叔和还将自己对伤寒热病的认识与即时的感悟穿插于条文之中。因此,王叔和既是张仲景“论广《汤液》”的发扬者,同时也是第一个搞乱者!

五、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与六经无关

从北宋开始,提起三阴三阳时,只有少数人还可以联想到《内经》中的六气,三阴三阳几乎成了六经的专属名词了。迄今为止,最早将三阴三阳用于经络命名的是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的医书;根据《素问》、《脉经·扁鹊阴阳脉法》与《伤寒论》可知:三阴三阳的原始意义应该是描述一年之中阴阳(寒热)之气的变化状况。在秦汉之际,三阴三阳可能与天干、地支一样,人们也将其用来描述其它事物,例如扁鹊阴阳脉法用其原始的意义,描述一年之中在阴阳之气不同时,人的六种正常脉象;医经学派则用其标示人体阴阳之气不同的六条经脉,而经方家张仲景则是将病人在表、里、中(非表非里)三部表现出的症状,根据其阴阳属性不同划分为六个症状群,即六病;医经学派的六经与张仲景的六病,虽然名称相同,但其涵义却不一样!其实,只要搞清楚了汉唐之际的医经家与经方家,在品读《伤寒论》时就不难发现:张仲景对人体的认识,除“心”有时指心脏本身外,其它如心下、胃、胃家、胸、胸下、腹、少腹、胁下等都是指部位,而且纯粹就是为了描述这些部位的症状,与《内经》中的脏腑、经络概念,没有什么关系!

张仲景将病人的症状与体征,分为阴阳大两类,阴证人体机能沉衰,阳证人体机能亢奋;再根据症状表现于表、里、中三部的不同,将阳证又分为太阳、少阳、阳明三个层次,阴证也分为少阴、厥阴、太阴三个层次,即三阴三阳六病。症状主要表现于人体头面、项背、四肢、肌肉、骨骼等躯壳部分,即体表的阳证的集合称为太阳病,阴证的集合称为少阴病;症状主要表现于人体胃肠道的消化系统,即里部阳证的集合称为阳明病,阴证的集合称为太阴病;而症状主要表现既非在表也非在里,而是在人体头面孔窍、心胸胁部,即沟通人体里、外的心血管系统的阳证的集合称为少阳病,阴证的集合称为厥阴病。其实,阴阳病也只是相对而言,在阴阳病之间还有不少中间的证型。致于并病与合病问题,则常发生于三阳病或三阴病之间;而阴阳合并病问题,只是少阳病可能合并太阴病,其它阴阳合并病的说法,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六、《金匮要略》并非张仲景一人著作

北宋时,“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校正医书局孙奇、林亿辈误认为是《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并“以其伤寒文多节略,故断自杂病以下,终于饮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去重复,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旧名曰《金匮方论》”。“然而或有证而无方,有方而无证,救急治病其有未备”;“又采散在诸诸家之方,附于逐篇之末,以广其方”;“使仓卒之际,便于检用”;并署名张仲景,即现在的《金匮要略》。

其实,只要将《金匮要略》与王叔和《脉经》的卷八、九对照即知:其内容大同小异。可见“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蠢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是有人将王叔和《脉经》卷七、八、九独立成书了。《金匮要略》是将《金匮玉函要略方》中的辨伤寒部分去掉,其它章节稍微作了些调整,在前面附上了从《难经》、《伤寒论》、《千金》、《外台》等古医学文献中摘录的文章片段,组成了“脏腑经络先后病第一”;另外,还从《千金》《外台》上选择了一些经验方证,附于部分篇章之末。如果再与西汉经方十一家的目录对比即知:《脉经》八、九卷汇集的是魏以前包括两汉时经方家治疗杂病和妇人小儿病的经验方证,与医经家一些相关的理论。其实,王叔和在《脉经·序》中讲得很清楚:“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决,合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该备”。所以《金匮要略》,根本就不是张仲景的个人著作!

宋·林亿辈校修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是搞错了《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渊源,以致让后人误认为张仲景外治伤寒、内治杂病,伤寒以六经辨证、杂病以脏腑辨证。其实,藏腑辨证源于《内经》,经陶弘景、《中藏经》、钱乙、张元素,逐渐演化而来,与《金匮要略》或张仲景都没有关系!

七、张仲景三阴三阳六病理论为百病立法

张仲景师式《尹伊汤液经法》,在《汤液经法》定性的六合分类辨用方证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论广《汤液》”,原创了具有量化意义的阴阳三部六病分类辨用方证体系,为后人在不知道人体解剖生理的情况下,根据病人的症状与体征,正确应用经验方证制定了一套操作规范;这是传统中医药学中最原始、最实用的理论体系了,而且应用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病理论体系,也完全可以分类和指导应用汉唐其他经方家以及宋金以后的经验方证。正如美国医生包默德就所言:“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可是在一千八百年前,张仲景就把相对论的原理应用到实践中去了,张仲景是全人类的骄傲”!可惜张仲景的“论广《汤液》”,经王叔和撰次后,沦落为一本专治伤寒的《伤寒论》了;经北宋林亿辈校修后,又将其学术渊源搞错;以致后人真正能理解《伤寒论》旨趣的人少之又少!但终归是瑕不掩瑜,正如清·柯韵伯所言:“原夫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六经各有伤寒,非伤寒中独有六经也”。

近代伤寒大家刘绍武先生,应用现代医学知识已成功地诠释了张仲景三部六病的现代解剖生理学基础;经方大师胡希恕也正确地解析了张仲景阴阳六病的真谛,并且还用现代医学知识很好地解释了麻黄汤、桂枝汤等方证。其实,中医的经验方证与现代医学之间仅是一步之遥;现在中医如果能够解放思想,象北宋以后的医者那样,应用现代医学知识度重新解释《伤寒论》中的经验方证,不仅可以现代语言表述其真实的内涵,而且浅显易懂!以此为契机,很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重新构建一套新的现代化的中医理论体系。让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在无数鲜活的病人身体上实验而来的中医经验医学,跨入现代科学的殿堂,与现代医学相互补充,造福于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

本文作者申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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